“物”也是城市中的行动者吗？(10)

这种“编织”的结果即是一种新的城市生活的形成与维系，传播的物质性分析提醒我们的是物在其中不可忽视的重要角色。
同时不难发现的是，这两类议题共同将落脚点放在了实践之中，实践不再是具体的“个体性的行动”(individual activity)，而是物质性与社会性交织(物的“能动性”与人的“意图性”)的空间。或者如布尔迪厄的理解，实践意味着“主观性经验(subjective experience)与客观现实(objectified reality)辩证交织的空间”(41)。近年来以西奥多·夏兹金(Theodore Schatzki)为代表的“实践转向”(practice turn)(42)的社会学者推崇的就是这样一条分析道路。在他看来，任何的社会实践都是“一系列主客观组成元素的集合体”，在实践发生的初期行动者会包含着自己的意图、理解力、规则等主观元素(“社会性”)进入实践空间，并且与其他物质材料等客观元素(“物质性”)融合在一起，经过一个长期社会化、集体化的过程之后，当各类主观元素和客观元素相互协调并且稳定下来以后，一个基本的社会互动关系就形成了(43)。
在实践的过程中，社会性与物质性恰恰是借由传播活动实现“协调与稳定”，传播也就构成了该实践空间的一种基础性力量。因此，我们也可以在夏兹金的意义上将城市中的传播活动理解为一种具体化的“社会-物质实践”(a socio-material practice)，期间作为行动者的各种主客观元素相互交织并稳定构成社会联结，传播也就“由社会结构中的一种功能转换为构成社会的基础性要素”(44)。
　四、城市传播的话语性与物质性：迈向一种整合分析的可能
本文尝试从理解城市的“物质”建构入手，展开城市传播分析的物质性维度的讨论。秉承知识社会学的传统，本文认为“物质性”这一概念恰恰是对建构主义传统中“人类中心主义阐释”的一种驳斥，亦即强调在当下的社会互动中，存在着“不能化约为人类意图性的对象特质”。因此，物质性研究又可以被理解为一种“有限度的建构主义”。进而借助ANT，本文认为某物的物质性是由过往的社会进程所生成，而它对当前社会建构活动产生影响意味着物的“能动性”。从这个角度出发，物质性得以建构的“关联网络”以及它能动地“制造差异”的过程恰恰是传播活动得以发生的过程。传播的物质性分析也因此意味着对“物质性”与“社会性”如何交织的分析，即“社会-物质实践”的分析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