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也是城市中的行动者吗？(9)

其次，物质性意味着某物在当下传播网络中的“能动性”，即它有能力展开行动、制造关系网络的差异，并稳定化新的联结。这也就是近年来对关注“媒介实践”(media practice)传播研究推崇的路径，即考察特定媒介对社会实践结果的“形塑”作用(31)。
我们可以基于上述不同层次提出城市传播的物质性分析的两类经验性的议题。
其一是研究城市中某物的物质性是如何被“社会性地”构成。例如，理解一个“场所”(place)的物质性不再是一个“当下的”命题，而必须与其特定意义(功能)得以生成并稳定化的各社会元素——或者用ANT青睐的术语来说，它的“行动者网络”——的构建过程关联起来。古根海姆(Guggenheim)将城市中的建筑称为“可变的不动体”(mutable immobiles)亦是遵循了这一思路：建筑的“不动”(immobile)源自其物理意义上的区隔，“它总是坐落于具体的地点因社会想要实现的功能而被建造”；但建筑的“可变”(mutable)则意味着它的意义、现实功能、文化属性、符号表征“对不同的使用者完全开放，这也使得它显得永久可变”(32)。更进一步来说，物质性的演变恰恰是不同行动者网络更替的过程，场所意义的每一次变迁意味着新的行动者网络被建构并稳定化。
这种变迁过程既可以体现在作为“都市景观”(urban landscape)的地标建筑的规划设计方案的变更，例如上海新天地(33)，也可以是某个具体的城市物件，例如一座桥的建立(34)。也正因为此，追踪这些场所物质性的变迁过程变成了描述它如何建构并稳定化不同行动者网络的过程。与此类似的还有对作为互动对象的科技物的物质性是如何借由各群体之间的协商和竞争而最终确定下来的研究(35)。
其二是研究某物的物质性如何“介入”城市社会性的互动之中，而且最终得以稳定化社会联结。如果说旧有的功能主义范式仍然将物的“能动性”化约为中介某种具体的社会意图的话(例如建筑的功能在于提供办公设施，广场的功能在于满足休闲娱乐)，那么ANT恰恰提醒我们要将研究的重点放在物是如何以自身的在场构建其余相关行动者的联结样态，编织他们之间的联结关系(“制造差异”)。“编织”的发生地既可以是某个具体的场所——例如纪念碑的空间布置能够限制行人的观看路径，从而生产出关于该场所的特定知识(36)，也可以是城市中的某些基础性设施——例如交通运输系统是如何塑造城市居民的生活方式乃至身份认同(37)，或者是具体的技术形式——例如作为新发明的电动汽车是如何卷入到包含不同利益需求的社会、经济、政治网络之中，并成功转译相关行动者的诉求(38)，以及电视是如何改造居民的日常生活，从而带来新的生活体验方式(39)，甚至可以是在城市中旅行者的身体——例如不同受众的“身体展演”(bodily enactments)如何影响他们空间感的建构(40)，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