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也是城市中的行动者吗？(7)

因此，ANT就将物质性这一概念从“物的自在”(objects in themselves)中解放出来，将其与相关联的社会实践网络挂钩。理解某物的物质性意味着理解它的关系网络，因为“它的物质性是关联网络稳定化的展演性(performative)效应”(25)，即社会实践的结果。从这个角度出发，理解城市中物及其物质性首先就被转化为一个经验性的命题：即考察构建该物质性的具体行动者网络。拉图尔特别强调，我们在社会互动中面对的物(例如科技物，人造物)不单是纯粹的物理性材料，而且包含着“时空折叠”(folding of time and space)，它是一种“将不同时间、空间和行动者的互动联结在一起的产物”(26)。这也带来了对第二个问题的回答，即某物的物质性能够影响当前社会行动意味着它在当前建构活动中的“能动性”(agency)——即物有能力展开“行动”。
经典社会学往往将行动视为(属人的)“意图性”(intentionality)在现实活动中不断展开的过程，即人类行动者将“潜能性”(potentiality)转变为“现实性”(actuality)的社会活动。而ANT强调，如果我们将关注的焦点移置不同的“行动者网络”，那么就不存在一种个体的“意图性”去保证行动的实施。相反，我们只能在关系网络确立之后去辨别具体行动者的“能动性”，这些行动者既包括人类行动者，也包括非人类行动者。具体而言，ANT采取的是一种“最小限度的”行动观，只要一个实体与其他实体发生联结，并且在联结网络中“制造差异”(make a difference)——即改变相互联结的各实体(或者说联结网络)的样态，那么ANT就认为这个实体正在“行动”。
譬如以公路上的减速带为例。当城市规划者需要对某段道路进行限速的时候，通常会采取两种不同的方式：第一种是采用某种“记号”“标示”“指引”的方式来传达要求司机减速的信息，这些传递信息的载体既可以是一个“减速慢行”的交通标志，也可以是一个减速的信号灯，或者是一个直接指挥交通的警察，等等；第二种是在这条道路上利用混凝土建造一段“减速带”，从而使得过往的司机不得不放慢车速。在基本的经验层面，这两种手段都可以“现实化”(realize)城市规划者要求减速的意愿，但是只有后者才是ANT意义上的行动者：因为前者只是采取记号、表征的方式“传输”(transmit)规划者的意愿，而后者则是在“转译”(translate)意愿。对于意愿的“传输”来说，无论是非人类的记号(减速慢行的表示)还是人类(指挥交通的警察)，它们在某种程度上都只是在“表征”(represent)城市规划者的意愿，换言之，它们的现实行动是以背后的(规划者的)“意图性”为支撑的——它们只是这种意图性实现的“中介”，而并没有发挥制造联结网络差异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