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也是城市中的行动者吗？(8)

而对于意愿的“转译”来说，减速带以自身的在场使得该行动者网络的样态产生了变化。
理解减速带的“转译”必须置身于“减速带-司机-城市规划者”三者构筑的“行动者网络”中。首先就减速带-司机来说，它转译了司机的意愿：司机的行动意愿从“遵守交通道路管理中减速的规定”转向“降低车速避免自己的底盘被减速带刮伤”。在前者中，司机的行动往往基于社会道德关切，即关注于是否自己遵守交通法规，是否可以减速避让行人，等等；而在后者中，司机的行动则是完全反身性的(reflexive)，他的出发点在于如果不减速就会对车子的底盘造成损害。这两种行动意愿的转变恰恰是因为减速带作为一个新行动者的介入才产生的。第二，就减速带-城市规划者来看，它也转译了城市规划者的行动，其行动方案(program of actions)采取了依托于物质材料的表达形式。拉图尔认为减速带是道路上“睡着的警察”(sleeping policeman)，城市规划者的意愿“被铭刻”(inscribed)在混凝土上，从而扩展自身行动的时空范畴。
减速带的物理性“本质”(即作为一种特殊的混凝土制品)必须要与城市规划者产生“联结”，使他的行动方案铭刻在自身，才能在交通道路中发挥作用。正如拉图尔所言：“最终，减速带并不是由物质材料组成的；它充满了工程师、管理者和法律制定者的意愿，以及他们与那些碎石、混凝土、油漆和标准化测量所发生的互动。”(27)
借由ANT，我们事实上可以回答本节所提出的问题：(1)某物的物质性是由过往的社会进程(social process)所生成，它是“物质载体与社会关系(social relations)有效稳定化后的产物”(28)——例如建筑的物质性是各种利益群体(“社会关系”)与物质材料稳定化的结果；(2)某物的物质性能够影响当前社会建构行动意味着它的能动性，即它有能力制造当下联结网络的差异——例如减速带可以同时转译司机与城市规划者的行动方案。
　三、城市传播分析的物质性维度：两类议题
那么，物质性这一概念又是如何与传播发生关联?从宏观上来说，如果我们不在以文本或信息的表征为中心的局限中理解传播——即不将传播局限于人类交际中符号互动，而是采纳莫利(David Morley)推崇的“物质主义的”(materialist)、“非媒介中心的”(non-media-centric)传播观念(29)来看，那么物质性得以建构的“关联网络”以及它能动地“制造差异”的过程恰恰是传播活动得以发生的过程。首先，物质性本身即是过往传播网络构筑的关联效应。建筑的物质性在于它身处其中的社会网络(“行动者网络”)。物质性并没有与社会性分离开来，相反，社会性嵌入到物质性的生成过程之中，而这个过程，就是传播活动发生的地方。正如科亨(Cooren)所言，“传播活动就相当于关系的物质化”(materialization of relations)(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