夭折的和平：后奥斯陆协议时代，巴以冲突缘何失控？(6)

以当时的情况来讲，这意味着部队应该违抗所有撤离定居点的命令。这道律令遭到宗教界和世俗左右两翼共同的谴责，但备受定居者领袖欢迎。伊戈尔·阿米尔就注意到了它。奥斯陆二号协议没有对定居点问题做出明确承诺，仅是规定“ 在永久地位谈判得出结果前，任何一方都不得采取主动行动或任何措施改变西岸和加沙地带的地位”。 但上述举动无疑违背了协议的精神。

拉宾与阿拉法特的世纪性握手
10 月下旬，萨尔费特（Salfit）作为 A 区的一部分，成为第一个移交给巴勒斯坦自治政府的城区。该地位于纳布卢斯以西，在那里能够看见撒马利亚最大的犹太定居点之一阿里埃勒的红色屋顶。萨尔费特的以军指挥部被拆除，起重机移走了防御汽车炸弹的混凝土屏障、岗亭和钢铁大门，水泥地基也被连根挖出。巴勒斯坦自治政府民政部总干事艾哈迈德·法里斯（Ahmed Faris）从军政府二号人物大卫·巴雷尔（David Barel）上校那里接手了这幢建筑。 杰宁、盖勒吉利耶和图勒凯尔姆紧随其后。12 月，以色列人在圣诞节前三天离开了纳布卢斯和伯利恒，最后离开了拉姆安拉，这个正在成为新兴巴勒斯坦实体（无论其性质如何）临时首都的城市。以色列的撤离给人们的感觉是，《奥斯陆协议》尽管存在缺陷，但重大变化正在发生。访问拉姆安拉的新民政部的穆里德·
巴尔古提（Mourid Barghouti）表示，如今巴勒斯坦人在多年来屡遭以色列人羞辱的地方会得到热情接待。纳比勒·卡西斯（Nabil Qassis）是在高校工作的科学家，也是华盛顿会谈小组的成员，他说当时人们走来走去，看着穆卡塔区（Muqataa）以色列人曾关押和折磨被拘留者的空荡荡的牢房，感到“ 难以置信”。
巴勒斯坦自治政府与以色列人的权力
按照《奥斯陆协议》，巴勒斯坦自治政府的作用仅限于民政事务和内部安全。随着其整体逐步成形，权力从因提法达活跃分子转移到了自突尼斯返回的巴解组织官员手中，这些人通常是法塔赫中央委员会和革命委员会的成员。自治政府的部长们往往是局外人，他们的副手则是曾在努塞贝的技术委员会工作的西岸或加沙人。法塔赫建立了“ 一个基于专制的阿拉法特领导的官僚阶层和地方精英之间盟约的类国家机构”，正如一名专家所指出的，“ 这些精英享受到了他们无法从以色列那里取得的东西—政府的奖励与政治庇护，以此作为他们支持当局的回报”。 以色列人对突尼斯返回者与西岸及加沙当地人民之间的紧张关系了然于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