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灾难有三个层次，绝大多数人停留在第一层(5)

▲ 莱维与他已出版的著作
▌反思奥斯维辛的第三个层次——罪感文化与灵魂深处的自省
英国诗人阿尔弗雷德·丁尼生曾认为，自重、自觉、自制三者可引向生命的崇高境域。然而，做到这三者离不开一个前提，就是反思自己。然而，反思自己却极其艰难，因为面临三大瓶颈：
· 首先，是“制度的瓶颈”：在极权社会中，反思往往意味着反抗，而反抗又常常伴随致命风险，这正是很多纳粹“宁愿杀人，也不愿把枪口抬高一厘米”的重要理由。
· 其次，是“人性的瓶颈”: 人性本能趋向“逃避、遮掩、推诿”——好比很多幸存者反思奥斯维辛，更多是控诉，以及对罪魁祸首希特勒的谴责，而谈及自己，只是无辜的受害者。
· 最后，是“现代文明的瓶颈”：东西方文明间存在着“耻感文化”与“罪感文化”的差异。西方新教伦理中，信徒与上帝是一对一的关系，信徒犯错后，内心时刻受到上帝的“罪恶感”之折磨；而东亚儒家文明中，道德至高点是“三纲五常”，人犯错后，首先在意的是社会评价，若没有外界的“评价与反应”，便可相对免去耻辱责难。
不过，自现代社会“信仰式微”后，无论是西方的罪感文化，还是东方的耻感文化，都在退潮。尤其当缺少“罪感文化土壤”的东方社会面临“消费主义、精致的利己主义”等诱惑后，反思自己不仅更艰难，更会被视为大多数人眼中的“病人”。
然而，反思自己不仅是良知的警戒线，更是社会前行的动力。因为如果整个社会有罪，这个罪是在每个人身上，而不只在谴责的那些人的身上。如果人们只是苛责他人而拒绝反观、改变自己，社会终会因沦为一场“所有人指责所有人”的战争而崩溃。反之，假如社会出现病状，“最无辜的人”都能反省自己，又怎么可能从病症演变为一次次的“奥斯维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