濒危物种的现状与未来丨“保护濒危物种”，到底是在保护什么？(5)

2018年，一项基于基因组的研究揭示了中国大鲵（Andrias davidianus）至少由5个物种（有可能为8个）组成，这意味着传统上将其视为一个物种而制定的保护策略需要进行重大调整 [9]。比如说，人工繁育和增殖放流中国大鲵时，如果对不同地区的种群不加以区别对待，就有可能发生基因污染，进而导致遗传多样性下降甚至物种灭绝。以演化单元为保护对象的策略调整是保护生物学的发展趋势，但目前最大的障碍在于，我们对大多数保护物种的了解都太少，更不要说更细致的种群水平的信息了。

年宝玉则自然环境保护协会的社区保护活动
对于濒危物种来说，遗传多样性是抵御灭绝风险的依仗，但人类更多是把遗传多样性当作一种重要的自然资源——遗传资源（又称种质资源）来保护。人类在培育家禽家畜和农作物时，需要尽可能多的遗传资源，以期从中选育出符合需求的优良性状。在我国，既有
《国家级畜禽遗传资源保护名录》中列出的人为培育的遗传资源，也有《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中列出的作为遗传资源的重要农作物野生近缘种，对它们的保护力度看来是高于对野生濒危物种的。这也体现了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功利性动机，即“因为以后可能用得上，所以不能让这些生物灭绝”。
不过，随着科学的发展，人类在野生生物中发现新的重要资源的可能性越来越渺茫了，功利性的理由也越来越没有说服力。如今我们在号召社会关注生物多样性保护时，说的是“保护生物多样性就是保护人类自身”。因为人类只能生活在现有的陆地生态系统中，这个生态系统是由数百万个物种组成的，我们不知道其中哪些物种的灭绝会让生态系统发生不可逆的巨大变化，只知道这样的变化一定是人类承受不起的。在人类的技术能力足以在宇宙中开辟新的家园之前，我们只能尽可能地维持地球的生态系统不崩溃，其中就包括了尽量延缓物种多样性和遗传多样性的丧失。
于是，濒危物种保护的目的便超越了维持某个物种的存在，而在于维持生态系统的健康和完整性。物种作为构成生态系统的“元件”，应该可持续地发挥其生态功能。这是我们在保护实践中强调就地保护、重视野外回归的根本原因。因此，作为保护对象的物种，仅有种群数量的增加是不够的，还要能在原生境中完成整个生活史，并与其他物种建立健康的相互关系。比如说，某种濒危植物在野外依赖某种特殊的昆虫传粉，但这种昆虫由于环境改变等原因在原产地已经消失了，那么即使这种植物人工繁殖成功，并在原产地栽活了，它也没法自然地结出种子、完成有性生殖，这样的保护项目不能算是完全成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