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手拿枪，一手拿笔：抗日烽火熔铸的晋察冀文艺(5)

“冀中一日”报告文学创作活动，在文学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是一次群众真正成为文艺创作主体和接受主体的伟大实践，以文学的样式，生动、鲜活地反映了1941年5月27日发生在冀中根据地的人与事。这次活动收到稿件5万余篇，经编委会40位编辑4个月的辛勤工作，初选3500篇，再经王林、孙犁、李英儒精选233篇，共计30余万字，于1946年6月以麦秸纸油印出版。时任冀中军区政委、冀中区党委书记的程子华在《冀中一日》初版题词中赞誉道：“《冀中一日》是冀中党政军民各方面组织的首次集体创作，是大众化文学运动的伟大实践，是我们向新民主主义文化战线上进军的一面胜利的战旗。”
抗战初期，小说形式以墙头小说和小故事居多，内容较为单薄，手法较为粗简，相较于街头诗、街头剧、报告文学，发展较为缓慢，“地位全被新闻特写所代替”（郭沫若语）。究其原因，一是缺少成熟的小说创作队伍，二是残酷紧张的战况和繁重的政治宣传任务挤压了作者的创作时间，三是小说篇幅易长，不宜在报刊发表，四是发表作品的阵地较少，在晋察冀边区创办的50多种报刊中，发表小说的仅有《抗敌报》（1940年11月8日改名为《晋察冀日报》）和《红星》（1938年6月改名为《火线》）。
晋察冀边区最早发表的抗战小说是路一创作的《马老婆子的血也沸腾了》，作品刊登于1938年3月20日出版的《红星》创刊号上。为了节约版面，易于阅读，早期的小说以墙头小说为主。第一篇发表的墙头小说是塞东创作的《祖国的孩子》，刊载于1938年10月7日的《抗敌报》，这也是《抗敌报》发表的第一篇小说。早期较为优秀的小说有《邢兰》《丈夫》《琴和箫》《女人们》（孙犁）、《“二百五”和他的枪》《“卖布的”区长》《老石的经历》（康濯）、《月黑夜》（杨朔）、《第十三粒子弹》（周而复）、《我是区长》（萧也牧）、《俺们毛主席有办法》（秦兆阳、丁克辛）、《三个布尔什维克的爸爸》（梁斌）、《新队长》（李英儒）等。1943年之前，晋察冀中长篇小说创作相较于短篇小说创作，发展更为滞后，邵子南的《胜利》和丁克辛的《武委会主任》是硕果仅存的两部中篇小说，长篇小说《丢掉了千万个脚板印》《深山冷雨之夜》（丁克辛）和《在平原上》（王林），由于条件所限，最终难以面世。
1943年之后，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指引下，晋察冀小说创作进入井喷式发展时期，《荷花淀》《芦花荡》（孙犁）、《腊梅花》《灾难的明天》（康濯）、《退租》（萧也牧）、《农村和土地》（梁斌）、《李勇大摆地雷阵》（邵子南）、《战斗班长》（远千里）、《五月之夜》《腹地》（王林）等小说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结出的丰硕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