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林｜明治日本的黄祸论与人种论(2)

哥尔维策尔《黄祸论》虽然哥尔维策尔批判黄祸论，并把它断定为“帝国主义的政治口号”，但英国历史学家基南（Victor Kiernan,1914—2009）却对黄祸论抱以“同情之理解”。他认为：“对欧洲人而言，黄祸论意味着一种巨大的威胁。每当想到在中国已经生活着的巨大规模的人口，加上即将涌向世界各地的移民，欧洲人就不禁觉得恐惧不已。在欧洲人看来，亚洲人口的泛滥会给世界带来灾害。欧洲人只能凭借技术上的优势与亚洲人对抗。”因此，“黄祸论，与其说是经济或者军事上的威胁，倒不如说是异族庞大的人口基数给欧洲人带来的心理上的恐惧感”。
基南的见解是基于欧洲人自身的历史发展经验，试图寻找到黄祸论形成的合理因素。但是，这里的问题在于，欧洲人自身历史经验的独特性并不能为黄祸论所具有的人种主义、侵略主义以及帝国主义辩护。事实上，基南越是强调欧洲的特殊性，越是容易陷入“欧洲中心主义”的窠臼之中。与其相反，萨义德（Edward Said,1935—2003）把黄祸论的产生归结于西方思想史中的东方主义（Orientalism）。众所周知，萨义德批判东方主义者把东方与西方从认识论上加以区分，并强行规定东方从属于西方。在西方的文化霸权之下，东方往往被描写成为停滞的，非合理的，专制主义的；与进步的，合理的，民主主义的西方形成鲜明的对照。萨义德认为：
归根到底，东方要么是给西方带来威胁（黄祸，蒙古游民，棕色危险），要么是为西方所控制（绥靖，研究和开发，可能时直接占领）。
这里萨义德所强调的是，在东方主义的思考模式中，西方人先验地把东方规定为“低等的”，“恐怖的”，因而在这个基础上才会有黄祸这一生动的历史形象。萨义德的论述得到了中国学者的共鸣。比如罗福惠就指出“‘黄祸论’是19世纪后期在西方主要国家出现的，针对中国和日本的煽动、污蔑和诋毁的核心话语之一。”周宁也认为，“极端的种族主义思想最终把‘野蛮的中国人’的想象推演到‘黄祸’的观念，‘黄祸’恐慌有多方面的原因，有政治，经济，军事的，也有历史，文化，心理的。其中最主要的是种族主义思想。” “‘黄祸’恐慌在很多时候都是西方文化自虐的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