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林｜明治日本的黄祸论与人种论(3)

周的研究指明了西方的黄祸论诞生于帝国主义与人种主义的土壤之中，并且是使西方侵略中国正当化的意识形态之一。但是另一位学者杨瑞松却指出，黄祸论的形成与发展并非西方人单方面的“贡献”，也包括中国人自身对黄祸论的误解。杨在调查了清末民初的文献资料后认为，尽管西方人恶意地使用黄祸侮辱中国人，但中国人却平静地接受了这一称呼，甚至还把它发展成为“黄祸英雄像”。正如清末的革命家邹容（1885-1905）的革命口号“尔有黄祸之先兆，尔有种族之势力”（《革命军》，1905）所象征的一样，中国人自己主动选择了黄祸这一称号。
与上述中国学者执着于帝国主义与人种主义的功过是非不同，日本学者饭仓章的研究着眼于黄祸论中帝国主义与人种主义所呈现出来的矛盾之处。即，“被视为黄祸的日本人和中国人如果真的是劣等人种，得不到现代文明的恩泽的话，就不应该具备任何威胁的能力。……但是，在人种等级中被规定为下等的黄色人种日本人能够发展成为帝国主义列强之一，其本身就说明人种主义的矛盾。如此看来，日本在近代世界史中的登场，可以说是突破人种主义等级秩序的重大事件。” 因此，在黄祸论研究中，饭仓认为日本是无法用西洋人种主义解释的“例外主义”国家。

饭仓章《黄祸论与日本人》饭仓的研究把同样被视为黄祸的中国与日本区分开来，强调日本在人种主义的理论框架中所具有的特殊性，从这一点来说具有相当的启发性。但是，饭仓的结论，即“日本例外主义最终演变成大亚细亚主义，导致了日本人自认为自己是指导民族，负有解放亚洲的责任，酿成了悲惨的结果”，笔者并不认同。因为，在考察黄祸论之际，如果用黄白人种对立的图示加以考察之，日本的确走向了侵略扩张的道路；但是，以东亚内部秩序重构的视点考察之，日本对周围同样是黄色人种国家的歧视却被日本例外主义忽略了。
与饭仓对黄祸论的理论性批判不同，广部泉的最新研究侧重于黄祸论对近代日本外交与国际关系的影响。但是，他把黄祸论解释为“已经完成近代化的日本联合中国，率领黄种人侵略欧美国家”不仅同样缺乏“日本人种论”形成的内在逻辑，也无法凸显日本帝国主义对东亚秩序重构的野心。而正是这一视角的缺乏，会让人认为仅仅是在三国干涉以后，在面对黄祸论的高压之下日本才不得已走向了具有侵略性的大亚细亚主义。但是，日本在三国干涉之前，其人种论中就已经暗含了对周边国家的侵略性格。因此，对日本人与黄祸论之关系的分析并不能脱离明治以来的人种论语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