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林｜明治日本的黄祸论与人种论(5)

一方面，应“民族国家”建设的要求，日本国内的人类学家开始对以“阿伊努人”为首的各人种进行强行的学术界定，各式各样的“日本人种起源论”假说就是在这一时期得以成型。正如富山一郎所指出的一样，“此时期以东京帝国大学人类学为中心的日本人种论是与教育、医疗、卫生、治安等等学科一样，担负着重新创造‘日本人’的历史任务。在这种带有暴力性格的帝国‘知学’系统中，一方面把对西洋人的劣等意识转化为了对自国阿伊努人等少数民族的优越意识，另一方面，也开始为改良全日本人种的劣等性而努力。”只有在这样的语境下，才能理解由高桥义雄（1861—1937）撰写，由福泽渝吉（1835—1901）作序的《日本人种改良论》（1884）。
另一方面，在弱肉强食和优胜劣汰的国际舞台上，国力的强弱往往被解释为人种的优劣。比如，使帝国主义支配世界正当化的“白人优越论”就坚持认为，白人必须取代那些蒙昧无知的劣等人种，他们只有被统治的命运，哪怕是使用暴力也在所不惜。事实上，在辽东半岛与日本人的竞争中，德国人所提出的黄祸论，就是基于以上的“白人优越论”的视点。“白人优越论”与黄祸论，作为西洋人的自他认识，是其人种主义表里一体的体现。
同样，就明治日本与黄祸论的关系而言，如果不梳理其自身的人种论的历史脉络，就不能描绘出其对抗黄祸论的真实图景。不能把“反人种主义”理解为日本反对黄祸论的前提条件，而应从日本人种论的历史语境中，对其进行批判性的考察。人种概念的使用不仅仅与日本的对外认识相关，更与日本人的自我认识紧密相连。在白色人种优越，黄色人种野蛮，这样简单地把生物学意义上的人种与文明开化的程度直接相对应的人种优劣论中，日本人一方面表现出了对白色人种的劣等感，另一方面也表现出了对其他黄色人种的优越感。就甲午战争以前的亚洲形势而言，与其说是与白色人种对抗，不如说是在朝鲜半岛与中国的对抗成为更为切实的课题。因此，对中国的危机感与恐惧往往转化成了蔑视与歧视。原本是对抗黄祸论的大亚细亚主义，最后沦为侵略亚洲的意识形态，必须在这样的语境中得以确认。
以下，本文重点探讨在黄祸论的言论中，日本知识人如何利用人种论以重构其在东亚内部的帝国秩序。
二 日本知识人的黄祸论批判
1.森鸥外：卫生学与人种主义
1903年，在即将奔赴中国东北战区前夕，森鸥外作为帝国陆军第二军军医部部长连续发表了两场有关欧洲人种主义的演讲，即《人种哲学梗概》和《黄祸论梗概》。这一方面显示了森对人种黄祸问题的浓厚兴趣，另一方面，正如他自己所言，人种歧视已经成为“此时代最为紧要的问题”。虽然森的演讲正值日俄战争爆发之际，但他在演讲开头就表明“对黄祸论进行了长时间的研究”，“从十年前就开始搜集各种资料”。因此，我们也必须回顾此十年期间的各种历史情况。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在镇压义和团运动中，首次成为列强的日本军人的体验。一般而言，日本成为西方的同盟国，理应对西洋人抱有信任感，但是，森却呼吁对西洋人保持警惕。他在一篇针对义和团运动的演讲中强调，明治维新以来，日本兵主要是通过书籍、洋人教官、留学生以及旅行者与西洋进行间接的接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