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林｜明治日本的黄祸论与人种论(6)

但是，在北京的战场上，上至军官下至兵卒，都可以与西洋人进行直接的接触。而如今，面对道德败坏的西洋军人，正是日本人打破对西洋人无限推崇的最好时机。

1903年《人种哲学梗概》初版，现藏于同志社大学神学馆众所周知，在八国联军中，特别是德国与俄国军队，在北京战场犯下抢劫、纵火、强奸等大规模的暴行。但是由于日本人是第一次与西方列强同盟，日本政府视之为“开国以来之首”的重大事件，强调“野蛮之行为有损帝国之威严”，勒令日本士兵“果敢奋斗以示各国军队”，“以身作则，严守军令军规”等等。结果，由于日本兵在北京战场上亲眼目睹了西洋兵的种种暴行，以往理想化了的西洋人形象随即坍塌。日本报纸也对战场的暴行进行了大规模的报道，特别是俄罗斯人残酷地杀戮与掠夺的形象被广泛地宣传。由此，“恐怖的俄罗斯人”形象随即根植于日本人心中。比如，当时伏病卧床的中江兆民（1847—1901）就记载道：“新闻报纸上时常刊登恐惧俄罗斯的文章”，“尤其是政府过度地恐惧俄国人”。“西洋人的物质学术，虽然让人钦佩，但是西洋人的义理却并不足畏，实则远远劣于我国。
”在中江看来，西洋人的道德其实并不如他们自身所宣传的那么高尚，所谓文明，也仅仅是物质之术而已。

森鸥外在《黄祸论梗概》中，森鸥外同样对西洋人的道德持批判态度。
最近新出‘黄祸’一语。殊不知在北瑷珲，俄国人驱赶五千清国人，残杀于黑龙江畔，又蚕食南边的旅顺、大连，强行租界辽阳，可谓是忤逆人道，破坏国际法，骇人听闻。
“人道”“国际法”原本是西洋人的理论，森却借此来批判俄国人对中国人的暴行，打破白人在道德上的优越感。此外，森认为黄祸论不过是日俄战争的宣传而已。“战争于我不利，白人的黄祸论则会处于萌芽状态。而我军若是高奏凯歌，白人则会借此打压我军胜利果实。”“我们胜利了，就会成为黄祸；而我们失败了，则成为了野蛮人。”森可谓是一语道破了黄祸论的双重标准。因此，他批判明治政府长期追随欧美的外交政策。他指出，我们日本人虽然与白人并肩作战，但是一般的白色人种对我们一直抱有戒心，与白人的斗争其实不可避免。因为对于西洋人而言，日本才是他们的“当面之敌”。正是深刻地认识到了这一点，森才指出“即使并不情愿，我们日本人也必须站在白人的对立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