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荐经典神作《约翰·托兰自传：我眼中动荡的20世纪》，好看又发人深省！(17)

我的一惊一乍似乎并没有伤到母亲。她止住了眼泪，甚至笑了一下。那一刻是家中的一个转折点。我知道，由于某种原因，从此以后我再也不会去火岛度过夏天了。此时此刻，我感觉我跟母亲无比亲近，我甚至开始叫她的名字“海伦”了，而我从未叫过我父亲“拉尔夫”。
1933年秋，我回到威廉姆斯学院上二年级，斯坦利·杨此时已经离开学校，去百老汇演自己的戏剧了。不过我在英语教师中又找到一个同盟———大阿尔伯特·利克莱德(绰号“小鸟”) ，他在我们和戏剧之间建立了一条纽带，他令莎士比亚“死而复生”。“一百年前，我第一次去剧院的时候……”他把教室当成了舞台，“当然，你们没有必要走到威廉姆斯小镇以外去找一个罗密欧，但是你们得到镇子外面去找一个朱丽叶。”这时，他突然用自己的魔力嗓音变身成朱丽叶。我们大部分人都很高兴。但也有少数几个人对这种可笑表演嗤之以鼻。“我知道你们的感受，”利克莱德注意到了这点，“我比你们难受十倍。”
“小鸟”个头不高，但精力充沛，让我联想到一种鸟，一种不停飞翔的鸟。“小鸟”用俏皮话和机智的反应活跃着气氛。我连哄带骗地获得了参观“小鸟”那不太整洁的小房间的机会，告诉他我想当编剧的梦想。他问我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展示给他看？我把最近写的剧本递给他。看完剧本后他答应如果我分数足够高，他就在我三年级期间布置给我剧本写作的小班荣誉功课(这意味着我将是班级里唯一一个能做这个作业的人) 。
这就带来了一个问题:瓦萨已经答应给我法国文学的荣誉功课了，学校会同意我同时做两份荣誉功课吗？我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瓦萨给出的答复很简单:我只要做到二年级的成绩是全优就行了。
那时我又找到另外一份工作，这个工作在生物实验室，每天要花三个小时。我还接到很多打字的订单，于是我又雇了一名打字员。在平民俱乐部里，我成了服务头桌的两名永久服务生之一。
与此同时，我每天晚上还要在留声机里传出的穆索尔斯基、舒伯特、德彪西等人的音乐的帮助下花很多时间写剧本。尽管我已经开始读俄国文学以作消遣，我还是把大部分时间花在看易卜生和萧伯纳的戏剧上，我还在给我父亲写的几封信中谈到戏中的角色。我再次回家的时候，我家已经搬到了西143号街一个小房子中的一楼，隔壁就是环河路旁很大的一幢公寓楼。迎接我的是我父亲写的一个剧本手稿，这手稿多多少少有抄袭易卜生之嫌。我不忍心告诉他这剧本有多么糟糕。
我在家度过的假期第一周相对平和。一天晚上，在全家热烈争论关于富兰克林·罗斯福的事时，弗吉尼亚去了几趟卫生间，每次回来都变得更活泼了一点。她去了第四趟之后，我父亲起了疑心，也去了卫生间。不一会儿，他就带着从马桶水箱里找到的一瓶喝了一半的杜松子酒回来了，马桶水箱是弗吉尼亚藏东西的老地方。他冲着弗吉尼亚摇晃着酒瓶，弗吉尼亚傲慢地否认那是她的:“你胡说些什么!为什么每一次都怀疑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