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开风气不为师——胡适逝世六十周年祭(4)

冯友兰评价《大纲》说，这是“一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书”，也是五四运动反对孔教的核武器，将高居庙堂的孔子推下神坛。其学术价值及社会影响力也巩固了胡适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导师地位。
从此，国学底子深厚、眼光高傲的北大学子如傅斯年们面对这位初出茅庐的青年教授，从满腹狐疑质疑、到耳目一新的聆听，再到彻底的俯首信服，态度的转变也就听了胡教授几堂课程而已。
晚年胡适评论自己当年《大纲》所引起的两点革命性的震动：第一是“截断众流，从老子孔子讲起”，抛开三皇五帝，抛弃一切不可信的传说，尽管许多似乎属于“天经地义”的经典，“差点引起北大学生的抗议”；第二点是“平等的眼光”，“我把儒家以外的，甚至反儒非儒的思想家，如墨子，与孔子并列，这在一九一九年便是一项小小的革命。”
《大纲》一经出版，一时洛阳纸贵，轰动京城。
令胡适火出京城圈的，则是哲学家杜威在“五四”前夕的访华。
严复、王国维等将欧洲哲学翻译到中国，胡适则是将美国哲学传播到中国的第一人。这位杜威的忠实信徒在恩师来华前夕就在《新青年》发布杜威的《实验主义》，为其学术思想造势。杜威来华两年期间，正值五四运动蓬蓬勃勃，胡适紧跟杜威的步伐，遍访各地高校，一路翻译和整理老师的演讲学术，并将杜威哲学课程搬进北大课堂。
胡适在《杜威先生与中国》中写道：“实验的方法至少注重三件事：（一）从具体的事实与境地下手；（二）一切学术理想，一切知识，都只是待证的假设，并非天经地义；（三）一切学术与理想都须用实行来实验过；实验是真理唯一的试金石。”
“我要教人一个思想学问的方法。我要教人疑而后信，考而后信，有充分证据而后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