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边野餐》：一场关于时间、地域的诗意探索

电影学者和导演们在21世纪初开始便以“城市一代”作为框架，探讨20世纪90年代崛起的一批年轻导演和他们的作品，期间也不断挖掘和再度解读90年代的电影。在经历了第五代电影在国际上的良好声誉后，这群新锐导演将焦点瞄准中国向都市化转型过程中的转型阵痛和冲突，以写实的基调、多变的风格叙事、冷酷的色调和黑色幽默，更生动地来记录社会结构的剧变、都市风情和人物关系的大规模破坏与重构。
手拿摇摇晃晃的DV摄像机，试图真实地还原与记录生活，这些导演们深入民间，试图像媒介一样生成行动主义和现场美学。直到最近，这20年来标榜都市写实的电影传统似乎又有了新动向，比如一批80后导演，有些不再聚焦于城市，落脚在遗世独立的小镇、农村或者少数民族部落，讲述出奇特或者荒诞的故事。

这不得不提到“文艺”气息浓厚的院线电影《路边野餐》。如此一部无任何“明星”出演、低成本制作的电影能在院线上映实属不易，独立极端的影片基调更是广受观众和行业人士的好评，这是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
电影《路边野餐》英文名：Kaili Blues(凯里布鲁斯)——电影名字听起来直接并且显露出浓烈的诗意和浪漫色彩。凯里就是电影中的故事发生地，也是导演毕赣的家乡。布鲁斯就是蓝调音乐的音译，蓝色代表忧郁，蓝调音乐起源于黑人音乐，是特别感性的情绪重于情节的音乐。名字非常符合这部电影的气质。
凯里是电影的背景，也是苗族青年导演毕赣的家乡。毕赣曾经在一次采访中提到：创作者具有一种胆怯的本质，而家乡可以给予一种安全感。另一个安全感的可能来源，是电影中的主角演员陈永忠，同时他也是毕赣的小叔父。据毕赣描述：“他庞杂的生命经验，尴尬的肢体语言，都与我心里 ‘蹩脚诗人’的形象相吻合。”这也就不难理解影片名字的来由了。让本土电影获得诗意不容易，这是巨大的创新，这种创新是代际式的——对中国电影史而言。之前内地的艺术片导演，第某代，拍的是“伤痕电影”；第某代，则基本是拍现实主义，或者说是批判现实主义。但不管怎样，骨子里都是农业文明的作者，《路边野餐》拍乡下，虽然远离都市和城市化进程，但不是农业文明，是工业文明的产物，它也不再聚焦于城乡结合部的“小镇青年”这一角色，而是以一个成年人的视角讲述失意者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