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边野餐》：一场关于时间、地域的诗意探索(4)

在影片一开始导演就已经用几组镜头开始了他的“布鲁斯”之旅，奠定一种幽暗、悲伤的气质。比如小男孩卫卫童年时住的破旧屋子旁边就是一个瀑布，屋子中间悬着个歌舞厅里才会有的那种很大的球形射灯，非常突兀。在后来男主人公向女理发师以第三人称讲述自己和妻子的故事时，才明白那个突兀的灯的由来：原来他们在歌舞厅认识，平时因为住在瀑布旁边，讲话都听不见，不如跳舞。而那栋破房子以及过去9年发生的事，又体现了兄弟间的厌恶和隔膜。

除了长镜头以外，《路边野餐》的第二大争议在于“诗”。但电影里的诗不仅仅是毕赣的诗，很多人忽略了主角陈升同时也是一位诗人，其实在电影一开始就已经介绍到“诗人陈升著有诗集《路边野餐》”。正如前文所说，布鲁斯和诗歌是相通的，它们反复、有韵律，在回环之间释放出原始的情绪。因此影片中不断出现的旁白之诗，也是陈升的念白和自语，符合当下语境，符合人物特点，比如坐牢九年的老陈，在诗的表达上就是那句“没有了心脏却活了九年”。这些不断出现的诗歌意象以及期间穿插的音乐《小茉莉》、卡拉OK厅里的《世界第一等》，这些载体本身都是导演私有化的直观写意，也是自身与灵感的结合。
雕刻时光及台湾电影美学

毕赣讲故事的方式不依赖于剧本，也不依靠台词，所有的引申和延续都通过镜头影像来完成。虽然相对晦涩难懂，却成就了他“有时令人费解，有时令人着迷”的作品。在不同的访谈中，毕赣不断提及两位重要的电影作者——侯孝贤和塔可夫斯基。1973年，苏联科幻小说家斯特鲁加茨基兄弟创作了《路边野餐》，这部小说后来被塔可夫斯基改编成了其名作《潜行者》。塔可夫斯基曾一度被评论家们称为“电影诗人”，他的作品对电影与诗歌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对隐喻、象征、节奏的艺术形式进行了探索和融合，无疑从精神本源上深化了苏联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的诗电影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