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2岁钱理群演讲：我要逃离中心，走向边缘，走向底层，回归大地(2)

到了2012年的时候，我们又提出了一个概念叫做“构建地方文化知识结构”，为什么提出这个问题呢，它有一个更大的背景，就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我们当时在思考反省全球化，就发现全球化是一个发展的趋势，同时它又可能存在一个危机，脱离了民族文化，脱离了地方文化，这就会带来非常严重的问题。所以我觉得我们当时提出要研究贵州文化，研究地方文化是放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来思考的。这样就可以对全球化形成一个相辅相成的结构，它是互相辅助的。就贵州而言当时面临很大的困境，一方面要全球化，走全球化的道路，同时可能因为走全球化而失去了本土。所以我们当时感觉到非常迫切的就是构建地方文化知识体系。这里就有一个问题，谁来构建，于是我们又提出了一个问题，叫自己来描写我们自己。我提出这个观点实际上是受鲁迅的启发，鲁迅曾经提到，他说像中国这样一个弱势民族、弱势国家它可能处于一个被描写的状态，被外部人来描写。
在贵州这么一个偏远地区同样也存在一个在整体国家文化结构里面是处在一个被描写的状态。怎么改变这个状态，唯一路径就是自己描写自己。当时贵州人和我这样的不是贵州人但是贵州人的朋友，就是黔人和黔友联合起来自己描写贵州。
我们当时选择了安顺这个地方作为一个研究突破口，一个研究中心。经过了好几年的研究，感觉到要进一步提升，要建立一种地方研究的体系，也就是说我们当时提出一种民间修史。怎么样修史，怎么样做到民间修史，从哪里入手去修史，这是我们摆在面前的问题。当时有两个想法，第一个想法是提出了我们现在的地方志，现在的地方的史是很强的意识形态控制下的，存在很严重的问题，它一个根本性的问题，这个问题不仅仅是地方修史的问题，而是整个历史研究都有这个问题。
我就想到我们现在历史研究，现在的地方史研究越来越技术化、体制化，缺少了人文关怀，没有人，没有人的心灵，人的生命气息，而这样的历史，这样的学术，这样的史学，只能增知识，而不能给人思想，心灵的触动和生命感悟。我就想起了司马迁的《史记》，《史记》有三大优势，第一里面不仅有大人物还有小人物，不仅有人的事功还有人的性格、形象。在体例上，是把通史和国别史、专史和区史结合起来，史实和人物互相穿插。第三在历史叙述当中突出了文学的表现手法，注意历史细节和感性的呈现，对于历史人物生命个体的一个呈现。这样就产生了一种设想，如果我们借鉴《史记》的体例来重新书写地方志，它可能会开拓一个全新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