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正：两千多年前的法家思想，竟如此“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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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傅正】
可以确定，传世之《商君书》二十四篇（另有两篇仅存篇名）大多不是商鞅本人的手笔。清人编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就怀疑此书的真实性：
今考《史记》，称秦孝公卒，太子立，公子虔之徒告鞅欲反，惠王乃车裂鞅以徇。则孝公卒后，鞅即逃死不暇，安得著书？如为平日所著，则必在孝公之世，又安得开卷第一篇即称孝公之谥？殆法家者流掇鞅余论，以成是编。（永瑢等，第848页）
《商君书》第一篇“更法”头一句就是“孝公平画，公孙鞅、甘龙、杜挚三大夫御于君”。“孝公”是诸侯死后才有的谥号，商鞅又怎么会称其主上为“孝公”呢？
郭沫若甚至说：
伪此书者，我怀疑就是韩非的门人，乃韩非死后留仕于秦者，揣摩商君之意而为之，文多槁瘠，意杂申、韩，故如《靳令》这篇文字，既被编为《商君书》，亦可收入《韩非》书了。（郭沫若，第325页）
郭氏把法家分为前后两期，前期法家以李悝、吴起、商鞅为代表，主要吸收了儒家的思想，后期法家以慎到、申不害、韩非、李斯为代表，主要吸收了黄老的思想。前者法家为人正派，致力于推动制度变革，后期法家为人狡诈，以取悦人主为能事。在他看来，致力于制度变革，不惜得罪未来秦国之主的商鞅，怎么可能会有这些残民弱民的论调呢？用郭氏本人的话说：
纯粹法家以富国强兵为目标，他们所采取的是国家本位，而不必是王家本位。他们抑制私门是想把分散的力量集中为一体以谋全国的富强，人民虽然受着严刑的压迫以为国家服役，但不必一定为一人一姓服役，因而人民的利益也并未全被抹杀，人民的大部分确实是从旧时代的奴隶地位解放了。商君正是这种法家的成功的代表。……鬼祟的权谋数术，专为一人一姓谋利益的办法，是还没有把他污染的。（郭沫若，第329页）
其实我们大可不必在道德上如此拔高商鞅。对于商鞅而言，这样的道德评价无论如何都是不恰当的。这倒不是说商鞅本人道德水平如何如何低下，而是说对于法家而言，德性之高低与政治之优劣，完全是两码事。这大概就是“刻薄少恩”的真正内涵吧。
中西古代哲学家，无论是孔、孟、荀子，还是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都会相信，政治的根本是教育，好的政治首先需要把人教好。法家却一改其是，其政治思想的核心是如何控制和利用人，而不是如何教化人。或者说，法家把人变成了技术操作的对象。
某些老牌公知也许会说，这种以控制对象为核心的政治思想是一种专制的前现代思想，与现代民主思想水火不容。这恰恰证明了他们根本不知现代民主的实质。比如美国有位民主政治学家拉斯韦尔就这样描述其《政治学》的主旨：谁得到什么？何时和如何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