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正：两千多年前的法家思想，竟如此“现代”(2)

哈罗德·拉斯韦尔
一
有学者根据司马迁的叙述，推测《开塞》《农战》《垦令》《算地》《战法》《兵守》《境内》《画策》等有关商鞅耕战学说的篇目，均属于写作《商君列传》的基本史料。（见杨胜宽，第23页）另有学者仔细比对《垦令》与睡虎地秦简，发现两者基本一致，可知商鞅耕战之说对于秦国法律体系的巨大影响。（见曹勤、秦涛，第93-100页）准此而论，《商君书》是不是商鞅亲手所撰没那么重要，重要的是，它集中体现了法家的思想，该思想经由商鞅变法而融于秦政之中。
《商君书》明确指出：
民之性，饥而求食，劳而求佚，苦则索乐，辱则求荣，此民之情也。民之求利，失礼之法；求名，失性之常。奚以论其然也？今夫盗贼上犯君上之所禁，而下失臣民之礼，故名辱而身危，犹不止者，利也。其上世之士，衣不暖肤，食不满肠，苦其志意，劳其四肢，伤其五脏，而益裕广耳，非生之常也，而为之者，名也。故曰：名利之所凑，则民道之。（《商君书算地》） 凡民之所疾战不避死者，以求爵禄也。（《商君书君臣》）
趋名好利是一切人类的基本追求，即便如上古贤达之士，“不暖肤，食不满肠，苦其志意，劳其四肢，伤其五脏”，也不过是为了求名而已。这种对人性的彻底实证化处理，构成了法家政治学的伦理基础。
因之人性趋乐避苦，赏罚二柄才事所必然。换言之，一切法律制度的都不外乎合理运用赏罚二柄，将所有人导向国家或社会的整体目标。
民弱国强，国强民弱。故有道之国，务在弱民。 政作民之所恶，民弱；政作民之所乐，民强。民弱，国强；民强，国弱。（《商君书弱民》）
所谓“民强则国弱，民弱则国强”并不是简单地把民与国对立起来，倒毋宁这样解释为好：任何人都不过是整个国家机器上的零部件，个人的运作必须服从国家机器的整体运作。一切背离此目标的活动都在禁止之列：
民不贵学，则愚，愚，则无外交，无外交，则国安不殆。民不贱弄，则勉农而不偷国安不殆，勉农而不偷，则草必垦矣。（《商君书垦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