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正：两千多年前的法家思想，竟如此“现代”(4)

二
政治史家查尔斯蒂利曾评价法国大革命的历史意义是打碎了以旧贵族为代表的中间阶层，“建立起另一套中央控制”。
法国把自己的新体制作为重建其他国家的模板。当革命的和帝国的军队被打败后，其他国家也试图在欧洲的其他地方建立起那种直接统治体制的复制品。……整个欧洲大量地朝着中央集权的直接统治（其中至少有一点点代表被统治阶级）转移。（蒂利，第121-122页）
篇幅所限，这里没有办法详述此一历史转折的巨大意义。克劳塞维茨的切身体会足可证明：
法国大革命爆发时的状况就是如此。奥地利和普鲁士试图以我们叙述过的外交型战争去迎对。它们很快就发觉其不足。……突然，战争再度成为了人民的事业，而那是个为数三千万的人民，他们全都认为自己是公民。（克劳塞维茨，第852页）
西方近代军事学之父绝不会如我们的某些资深教授那样空谈“民治定比君治强”。克劳塞维茨看到，法国大革命的根本作用是打碎了横亘在国家与臣民之间的中间阶层，把所有人都动员进了国家机器。
从此以后，国际战争不再只是王公贵族之间的“赵家人斗殴”，而直接关乎到人口总量和普通国民的基本素质。用福柯的话说，对“繁殖、出生和死亡、健康水平、寿命和长寿”的“调整控制”成为了国家实力的日常组成部分，这是“一种人口的生命政治”（bio-politics of the population）（福柯，第90页）

油画《自由引导人民》
以比较史学的视野反观中国历史，我们会得到什么新的结论呢？
大约至公元前350年，商鞅开始了第二次变法：（1）将首都自雍迁至咸阳；（2）进一步禁止父子、兄弟同室居住，推行小家庭政策；（5）确立县制，将全国划分为三十一个县；（4）彻底废除井田制，统一国家赋税；（5）统一度量衡。确立县制、统一度量衡等改革，不仅关乎行政区划和计量单位，它倒毋宁体现出秦国进一步确立了国家对社会基层的垂直化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