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正：两千多年前的法家思想，竟如此“现代”(6)

三
大哲学家黑格尔曾这样评价世界精神及其代理人：
一个“世界历史个人”不会那样有节制地去愿望这样那样事情，他不会有许多顾虑。他毫无顾虑地专心致力于“一个目的”。他们可以不很重视其他伟大的、甚或神圣的利益。这种行为当然要招来道德上的非难。但是这样魁伟的身材，在他迈步前进的途中，不免要践踏许多无辜的花草，蹂躏好些东西。（黑格尔，第32-33页）
或者用马克思的话说，不列颠的殖民统治者蛮横地砸碎了印度人的手工纺织机，在印度造成了一场又一场的大饥荒，所有这些强盗行径却在客观上破坏了南亚次大陆旧的生产关系，为新生产关系的产生创造了条件。从这个意义上说，双手沾满鲜血的不列颠统治者充当了“历史不自觉的工具”。（《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771页）
中国传统思想家在评价法家时，不曾像黑格尔、马克思那样洞悉其背后的历史理性吗？未必。王船山先生有言：
郡县者，非天子之利也，国祚所以不长也；而为天下计，[则]害不如封建之滋也多矣。呜呼！秦以私天下之心而罢侯置守，而天假其私以行其大公，存乎神者之不测，有如是夫！……秦之所以获罪于万世者，私己而已矣。斥秦之私，而欲私其子孙以长存，又岂天下之大公哉？！（王夫之，第2页）
“天假其私以行其大公”：秦国君臣的“自私算计”不自觉地成为了人类文明实现其目的的工具。
单看商鞅“辱太子，刑公子虔”，此诚可谓“刻薄少恩”。或者如司马迁冷静地看到的那样，与其说商鞅个人品性“刻薄少恩”，倒毋宁说秦政之“刻薄少恩”。他死于公子虔之手乎？死于秦惠文王之手乎？殆死于其所设之秦法矣！
然而，就“通古今之变”的历史长远眼光看，商鞅跟他所处决的那些乱法者一样充当了时代精神车轮践踏蹂躏之下“无辜的花草”。真正“刻薄少恩”的既不是某个人，也不是某种制度，而是人类历史本身。它的冷峻、残酷与深邃之处，莫过于此！

《大秦帝国》剧照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