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知识分子的反满情绪(11)

变法维新的知识和思想取自西学。但在30年效西法以"讲求洋务"之后,变法维新之能够另起波澜而自成一段历史,则在于后起的一辈人志在放手厘革制度。梁启超说:
"法者天丁之公器也,变者天下之公理也。大地既遇,万国蒸蒸,日趋于土。大势相迫非可阏制,变亦变,不变亦变。变而变者,变之权操诸己,可以保国,可以保种,可以保教；不变而变者,变之权让诸人,束缚之,驰骤之,呜呼!则非吾之所敢言矣。"
后人论史,易见的是"变者天下之公理也"那一面。因为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这一面召来了一个以趋变为潮流的漫长时代,以层层传播作层层泛化,在沤浪相逐中引出种种翻天覆地。然而对于亲历维新变法的一群一群读书人来说,真正与"讲求洋务"的技术主义分为两截,并因此而震断了传统的,却是"法者天下之公器也"那一面。清人好说"祖宗家法",以此为立论之据。"祖宗"和"家法"连为一体而能够罩得住天下,其本源正出自君权的至上性以及由此派生的君权与制度的一体性。但以"法者天下之公器"为道理,则制度的旨归都应当在于国家(国）、族类（种）和文化（教）,处"万国蒸蒸"而成"大势相迫"之世,三者其实是同一的。
这一套因"大地既通"而带来的新义用"公器"移易轻重,使君权成了一种有限的东西,作为对比,是国家别成一个观念,在那一代士人心里获得了至上性和神圣性。因此以"保国"立会可以聚起人群,而不为那一套新义动心的人物最惊诧和最难忍的,也正是其"忠君爱国"不肯"合为一事"的异色异味。两者虽各立一端,却同样真实地说明：在"万国"反照下被催生出来的那个以国家为名目的观念,已不入"忠君"正所以"爱国"的理路之中,在变法维新的知识和思想里,国家与君权是可以脱榫的东西。国家与君权相脱榫,则君权已经不能承载国家。而后"民权"之说连类而起,在新陈代谢中为国家重造了一个承载者。
汪康年谓之"医之疗疾,急则治标,且申民权,亦非得已"。这个思想过程,由作为观念的国家引来了作为观念的民权。变法维新之能够在厘革制度中搅动天下,其间的大处和深处皆在于此。而后来的历史里,民权之终究不能逮国家,其间的渊源也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