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知识分子的反满情绪(12)

然而在观念中以国家为至上的变法维新,其实际的过程却先取依傍君权以为捷径。由于依傍君权以为捷径,所以康有为喜欢游走于切近人主的朝士之间,并累书上皇帝而不肯歇手。而梁启超在湖南作教习,则热心于向疆吏讲国家,向时务学堂里的诸生讲民权,并因之而常常以议论抑君权"臣也者,与君同办民事者也。如开一铺子,君则其铺之总管,臣则其铺之掌柜等也,有何不可以去国之义?"前一面和后一面同时存在于那一群人里,显出了那一群人此时此地与彼时彼地的不相同一。但这种因后来的历史叙述而被剥离开来的矛盾,在局中人的身上却是自然地缠连在一起的,变法追逐国家的富强,君权也追逐国家的富强。其间的区别在于前者正用道理把忠君与爱国分为两途,后者则久在君权与国家合为一事的天经地义之中。而溯其富强之想的源头,两者在那个时候的世局里感受的痛楚和愤懑都是一样的。
因此,维新一派由道理入世局,便不能不与君权相牵结于"救中国"之途。曾私议"生民之初本无所谓君臣,则皆民也。民不能相治,亦不暇治,于是共举一民为君"的谭嗣同以"共举之,则且必可共废之"为当然。他在精神上显然已经不太贴近君权。然而戊戌年间的百日新政里,他又被召入军机处以小臣处君侧,成了与君权最近的人。变法依傍君权,是志在维新的人物自信可以改造君权。与之相对应的,曾有过出自知识和思想的议论在百日之间化作一道一道诏书,为除旧布新营造出一种纸面上的声势。梁启超彼时在书牍中说:"新政来源真可谓令出我辈",下笔之际显然顾盼自雄。士论化出诏书,留下了一段变法与君权同路的历史；而声势存在于纸面,却是与事实相隔膜的东西,并因此而是靠不住的东西。
但人在声势之中,却容易沿着知识和思想越走越远,越走越急。当维新一派最终想用"围颐和园"的办法来罩定君权的时候,他们便在西太后的面前遇到了君权不可改造的一面。移来的"法者天下之公器"敌不过土生的"祖宗家法",依傍君权的人遂成了被君权逐杀的人。而后是雷霆与刀锯之下的百日声势顿时全熄。
以知识和思想为起点的变法维新在一番声势和重挫之后依然回到了起点。然而历史过程一经发生则不会留下空白,被知识和思想召出来的读书人身历此劫之后,已经在19世纪末的士人中另成一类。刚刚过去的那个历史过程里,一面是变法鼓荡下"忧国之士汗且喘走,天下议论其事而讲求其法者杂遝然矣"，于是"好战者言兵,好货者言商,好新器新理者言农工,好名法者言新律,甚或以痛哭流涕之谈指斥近臣,疏离骨肉"；一面是"谤言塞途"和"诸臣忌甚"因抗阻变法而起,并演为言路的一劾再劾和士大夫以新政为巨祸的公议与私议。湖南举人曾廉至"上书请杀康有为、梁启超。摘梁在时务报论说,及湖南时务学堂讲义中之言民权自由者,指为大逆不道,条例而上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