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知识分子的反满情绪(14)

外烁的民族矛盾遂很容易地转化为内卷的社会矛盾。由于知识和思想已经从理路上把国家和君权分开,因此,为知识和思想所引导的士人便能够在戊戌以后急速地据国家以断绝朝廷,与君权脱为两截。当日的奏议称这部分人为"鼓其猖谬之语"而"多涉宦裔士林""。虽说其中的一群依然戴光绪为君,并因之而有"保皇会"名目,然而在他们的笔底波澜里,光绪所象征的已不在君权而在维新。所以梁启超为"自立军"作筹划,可以有"举皇上为总统"之想;而康有为撰《驳后党张之洞、于荫霖伪示》,以为"即孙文议论,亦不过攻满洲,而未尝攻皇上"",轻重之间已分"满洲"与"皇上"为二事。作为一个帝王,光绪遂因此而变得非常抽象。
这一群人曾做过变法的前锋,但当观念中的国家和观念中的民权入人之脑而且深入人之心以后,被他们召出来的士人里,便会产生出"愈增踔厉"而走得更急的一群,章太炎"避地台湾"之日,曾作书致康、梁,说是"以少通洋务之孙文,尚知辨别种族,高谈革命,君等列身士林,乃不辨顺逆,甘事虏朝,殊为可惜"。彼时康、梁正痛詈"逆后当朝"而朝廷正视康、梁为匪徒,"甘事虏朝"四字其实并不对得上尺寸。然而以不合尺寸的批评之辞比说康、梁,正可以见走得更急的一群失路之后正在亟亟乎脱出规范和束缚。由于清代的君权是满人的君权,因此观念中的国家与君权〈朝廷〉脱辐于变法横受摧折之际,为君权所重创的一方一定会由此及彼,沿波追源,从君权里牵出种族,唤起本已静蛰的满汉之辨。
戊戌年岁末,梁启超作《戊戌政变记》,已直指朝廷为"满政府",并列数其"家贼"视汉人,"家奴"视汉人,"练旗兵以压汉人"。次年,唐才常立"正气会"以筹备勤王,而述宗旨的文字之中又有"低首腥羶,自甘奴隶"和"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种族之辨。这种反满意识泄出于曾经依傍君权的读书人笔下,说明了内卷的社会矛盾正在不可止抑地把历史和文化带到现实里来。明清之际的历史伤痛和中国文化内含的种族意识虽然在百年盛世之后尘封已久,却始终与读书的士人近在咫尺。因此章太炎、梁启超、唐才常都能够在变法一朝重挫之后,急速地从效西法的维新伸向中国人久已熟识"辨别种族",其间无须一点过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