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知识分子的反满情绪(16)

"他日我民族崛起奋飞,举彼贱胡,悉莫能逃吾斧砧。芟薙所余,仅存余孽,以公理论,固宜以人类视之;而以政策论,则狼性难驯,野心叵测,宜使受特别之法律,若国籍法之于外人归化者可也。如此则彼有能力,自当同化于我,否则与美洲之红夷同归于尽而已。"
这些话都说得非常愤毒。在反满一群里,十九岁中秀才的汪精卫虽属晚出而后来居上,是个用言论争锋而且以文字影响一时的人。但以当日满人在整体上衰弱化和贫苦化作对比,则其"举彼贱胡,悉莫能逃吾斧砧"的烈度和以"狼性难驯,野心叵测"网罗天下满人的广度都与社会真实相去太远。在这种脱节里,可以看到的遂只有思想的跳踉。与汪精卫同属反满一群的蔡元培没有绕开满人普遍的"贫弱困苦",所以能够修辞立其诚而说得更近事理一点：
"自欧化输入,群知人为动物进化之一境,而初无贵种贱种之别,不过进化程度有差池耳,昔日种族之见,宜若为之消释。而仇满之论,反炽于前日者,以近日政治思怒之发达,而为政略上反动之助力也。"
由"政治思想之发达"而引出"政略上之反动",虽指述不甚明晰,但反满意识之从思想到思想的本相则是一看就能明白的。从思想到思想的过程发生在彼时中国实在的满汉关系之外,然而这个过程又在把满人从整体上圈入"索虏"、"建虏"、"夷虏"、"东胡"、"贱胡"、"满奴"、"贱族"、"异种"、"逆胡羶虏"、"犬羊贱种"、"通古斯人"里,并以"驱除鞑虏"为总括而一概归于"汉之不能容满,亦犹夫满之不能资汉"。族类之辨只重归纳不重分析,因此族类之辨一起,人都会被族淹没。
用这些从历史中引来的观念说时事,得到的不会是观念与时事的对应,而是观念对时事的笼罩。因此,观念虽能一传再传,却始终是一种空洞的东西。但在20世纪的最初10年里,这种缺乏对应性因之而缺乏真实性的观念曾越播越远,非常真实地成了当日社会思想中居有强势的一方。柳亚子说"勿言政革,唯言光复",张继说"国亡可以再兴,种灭不能再长。一空间不能容两物,满汉不能两立",朱执信说"夫使我汉族而统治于一王之下,苦其暴政而欲革之,则暴政去而吾事毕矣。今之革命,复仇其首,而暴政其次也。盖满洲之以虐政苦我者,犹其余事,而吾祖先所衔恨以没,不得一伸者,将于此一泄焉"。从士大夫中分裂出来的读书人和学堂里养出来的读书人都在向这个题目拢集,又因这个题目而能够旧沤连新沤,合为同一种激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