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知识分子的反满情绪(18)

虽说"自癸卯、甲辰之后《新民丛报》专言政治革命,不复言种族革命",但由梁启超打穿后壁说出来的那套道理却是当日反满的知识人所共有的,所以满汉之争的背后总是站着西学里的主义。因《苏报》案关入西牢的章太炎狱事了结之后匆匆走日本,曾在东京的同道里演说"平生的历史",自谓读"戴名世、曾静、查嗣庭诸人的案件"而愤于"异种乱华"；读"郑所南、王船山两先生的书"而"民族思想渐渐发达。但两先生的话,却没有什么学理,自从甲午以后,略看东西各国的书籍,才有学理收拾进来"。他把反满意识与东西"学理"的对接前移到"甲午以后",同19世纪后期的思想历史相比较实在是太早了一点。
但中国人的"民族思想"须籍"东西各国的书籍"作提炼始能成正果,则意思同梁启超说的正是一样。20世纪初年的中国,章太炎是少数能够以独得的思想在欧化面前自立骨架的人。然而倡反满于西潮浸灌之日,其心底的中气仍有不足,而不得不向西潮讨取"学理"。他崇敬郑所南、王船山,是因为"两先生"毕生守种族之辨。但在二百数十年历史变迁之后,郑所南、王船山一辈人所看到的那些出毳毡之俗而以铁骑踏平了南北的满人,已全然"失其野蛮时代之狠悍尚武性"而只剩下一派猥琐荏弱。因此,"两先生的书"虽然能唤起"民族思想",却并不能切中这个时候真实的满汉关系。从章太炎所说的"没有什么学理"里,可以看到的是被意识放大了的种族矛盾正面对着一个自已包纳不了的实在社会；
由于包纳不了,没有实证作支撑的意识更需要理论作支撑,以说服人心和慑动人心。出自于东西各国的"学理"正是这样被"收拾"进来的。以重"学理"的章太炎为反衬,彼时更多的志士言论引"欧族列强"的"民族主义"比类中国人的反满意识,则纯乎举西人之已有,为中国所应有,"今民族主义,既发达弥盛,而吾四百兆同胞犹无民族的国家,受治于异种人之下,耻莫甚焉"。他们想要借用的不仅是西洋和东洋的学理,而且是西洋和东洋的权威。其深处的因果皆在于"欧风美潮卷地东下,万马齐驱,有一日千里之势,而吾之所重者,又在彼而不在此,时尚所趋,久且视为固然"。19世纪是枪炮的强势在"欧风美潮"一边,至20世纪则学理与主义的强势也到了"欧风美潮"那一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