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知识分子的反满情绪(17)

于是,"自唱民族、讲公理、羞亡国、求独立之宗派出,而思潮之所鼓荡,风声之所趋驰,遂如急湍迅流,侵人脑际"。历史学家吕思勉论述戊戌后30年中国思想的变迁,曾深刻地说过："社会当变动时,本非有所慕于彼,而思以竭力赴之之问题：乃皆有所恶于此,而急欲排去之之问题耳"。他相信社会剧变之际最能号召人心的,是众恶之所归。40年之间,中国士大夫以忧患促成了洋务；以亢急催出了变法。自戊戌以后,则忧患与亢急都在内卷的社会矛盾里变成了那一代知识人的"皆有所恶于此"。由思想所激发,并以思想为支撑的反满意识虽然并不出自真实的满汉关系,却在历史记忆的返照之下容纳了众恶所归,为内卷的社会矛盾提供了一个可以寄托愤怒的"急欲排去之问题"。章太炎说：
逆胡耀虏,非我族类,不能变法当革,能变法亦当革;不能救民当革,能救民亦当革。胡汉民说：
"所谓恶劣之政府,谓以恶劣之氏族而篡据我政府,其为恶也,根据于种性,无可剪除,无可增饰,且不指一二端之就政而云然。故虽有伪改革而恶劣如故,即亟亟然袭用欧美之宪章成法,而恶劣亦如故。章太炎比之醋母之无投不酸,得其例耳。"
这些文字富有代表性地表达了一种见不到推理的执信。在八旗制度下,仕路之外的知识人与围在满城里的旗人本自不相熟识,而以这种执信为满人立"种性",则不相熟识的东西可以虚拟地变作深知的东西,而后满汉矛盾便失真地成为当时中国最大的矛盾。
清末知识人的种族意识取自于历史和文化。但在20世纪最初的10年里,这种苗生的种族意识又常常要越出历史和文化,急速地与西学里的主义相呼应。当梁启超还在《新民丛报》上编发排满议论的时候,曾对康有为说过：
今日民族主义最发达之时代,非有此精神,决不能立国,弟子誓焦舌秃笔以倡之,决不能弃去者也。而所以唤起民族精神者,势不得不攻满洲。日本以讨幕为最适宜之主义,中国以讨满为最适宜之主义。
"今日民族主义最发达之时代",是逋逃海外之后从西学里读来的新知。对于好作概括的梁启超来说,这正是一种可以概括欧西历史的东西："凡百年来种种之壮剧，岂有他哉,亦由民族主义磅磗冲击于人人之脑中,宁粉身碎骨以血染地,而必不肯生息于异种人压制之下",是以"今日欧洲之世界,一草一石,何莫非食民族主义之赐"。这些文字里显然有着叙述的激动。型塑了欧西历史的民族主义之所以能够使中国人激动,正在于民族主义已在急急东来,"至千九百年顷,其风潮直驰卷腾溢于欧洲以外之地"。土生土长的反满意识因之而可以与这种"顺之者兴,逆之者亡"的东西相对接,使自己归入"凡国而未经对民族主义之阶级者,不得谓之国"的那个世界潮流里,在民族主义的恢张中获得本来所没有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