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知识分子的反满情绪(15)

而章太炎之属于走得更急的一群,正源于他比不能全脱维新理路的梁启超更自觉地执守历史和文化。当他以"少通洋务之孙文"比"君等身列士林"的时候,用意并不尽在显杨孙中山,而在于强调族类出自文化,所以分族类而为天下"辨顺逆"的责任本属据有文化的"士林"中人。用"少通洋务"描述孙中山,正可以见其多得历史和文化的自重与倨傲。由于不能全脱维新理路,曾经排满的梁启超一番激烈之后仍然归入了宪政一途,期能以此造出观念中的国家。在激烈排满之后回归宪政是一种求索的心路,其间当然会留下深思熟虑和真知灼见。然而更深地浸入于历史和文化的章太炎则相信观念中的国家"不可苟效宪政以迎致之,莫若理其本。理其本者,去除胡虏以自植"。
他也在求索,但在他的意识中种族比宪政更合于重造中国。被知识和思想构画出来的国家观念在这个过程里由抽象而变得具体,又由具体而变得岐义。当"诋毁清政,别立政府"的"自立军"以勤王之名起,以逆乱之名败之后,其中本已蓄积的种族意识遂在一捆之下横决而出。劫后余生者先后东渡日本,纷纷成了读书人倡导反满的先辈,在他们身后跟来的,是两湖知识人的那个革命群。所以章士钊论述"自立军"一役的前因后果,曾统括而言之曰:"倡革命者,即出于勤王之军将"。首尾三年之间,被变法维新召出来的一代士人屡经震荡,一挫再挫,而北中国则在庚子与辛丑之间始于排外,止于重创,由此带来的大灾大难使满族的君权在舆论的追究里成为无地可逃的祸首。这种比照自然地催激着正在醒来的种族意识,士人中最富活力和最有进攻性的人物遂化心血为挠策,拉着走得更急的一群与本属边缘的孙中山以类相聚。
至20世纪初年,排满革命别成一帜,不仅同君权对立,而且同曾经做过思想界导师的康有为与梁启超对立。于是戊戌之后从士大夫群体中分裂出来的人们便因宪政和种族之岐而再度分裂。
从"以革政挽革命"到"除胡虏以自植"是一种大变。然而这又是一种由思想激发,并以思想为支撑的大变。种族观念突兀地进入中国的政治,并不是历时二百六十多年的满汉关系正在现世里转向冲突的结果,而是起于士人唤出的历史回声。因此,反满意识从一开始就带有以思想推演思想的特点,由此产生的激昂便常常缺乏可以体验的具体性。汪精卫曾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