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知识分子的反满情绪(9)

章太炎后来说："太平洪王之兴,则又定一尊于天王,烧夷神社,震惊孔庙,遂令士民怨恚为虏前驱",说的正是此中因果。而后中国人的"名教"与西来的"天父天兄之教"便苦相撑拒于血色和杀气之中。
读书人整体地成为太平天国的反对者,说明了时当中西交冲之初,读书人的自信仍然在于传统和文化。"赫然奋怒,以卫吾道"正因为"吾道"是可以托命的地方。太平天国把满人的君权同名教连在一起作扫除,那一代被内战召出来的读书人则因守护名教而守护了既有的君统。用西教的神权释反满,反满意识便异化为一种外来的东西。在19世纪的中国,它们因之而成了一种没有结果的东西。然.而50年之后的另一代读书人已经与名教日去日远。他们不是被内战召出来的,而是被变法召出来的。章太炎后来说:"鄙人自十四五时,览蒋氏《东华录》,已有逐满之志。丁酉入时务报馆,闻孙逸仙亦创是说,窃幸吾道不孤"。这种由读书得来的"逐满之志"使他在追述既往的时候能够引为自矜,而示人以上智和下愚的本自不同。
但溯其始末,真正把他从治经生涯里牵引出来的,其实不是"逐满之志",而是以"变法图强"作风潮的康有为和梁启超。以"变法图强"作风潮,造成的也是八方激越:
"（有为)以公车上书得名。又与同志集强学会,募人赞助,余亦赠币焉。至是(1896),有为弟子新会梁启超卓如与稳卿集资就上海作《时〈务〉报》,招余撰述,余应其请,始去诂经精舍。
"赠币"而后招请,呼与应都不出"变法维新为当世之急务"的范围。所以,章太炎作"撰述",以"变郊号,柴社稷,谓之革命；礼秀民,聚俊材,谓之革政。今之亟务,曰以革政挽革命为总论,笔下并没有"逐满之志"。与《东华录》里的历史故事比,变法维新对应的是剧变的时事,身在时局之中,其逼拶、伤痛、急迫所带来的冲击和感召显然更直接。因此,20世纪最初10年里以反满造革命的杨笃生、吴敬恒、于右任、蔡元培、秦力山、谭人凤、刘揆一、马君武等等,虽分别起于东西南北,其干预国运的政治意识则同章太炎一样,都以19世纪末期的变法为起点,并曾各自随流于当日的"竞然倡维新"之中。被章太炎引为"吾道不孤"的孙中山虽有"余自乙酉中法战败之年,始决倾复清廷,创建民国之志"的自叙,而其甲午年间的行藏,则留下过"结交"康有为并以策论动李鸿章的进取之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