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摘」福山｜《信任》—社会德行(2)

自从韦伯发表《基督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以来，许许多多实证研究都已证明其假设的大纲无误，其中最令人感到兴趣的发现，可能来自对于拉丁美洲国家的研究，因为在过去的两、三代中，来自北美的基督新教徒积极在此地传布福音，以致于现在许多传统上信奉天主教的拉丁美洲国家，都拥有为数可观的信仰基督新教人口，仿佛提供了一座实验室，提供学者研究文化变迁所产生的效果。从美国输往拉丁美洲的基督新教主要以五节（Pentecostal）教派为主，社会学家马丁（David Martin）主张，这一波教徒迁徙是基督新教基本教义革新的第三次大浪潮（前两次分别是最早的宗教改革时期发展出来的清教徒教派，以及十八、十九世纪的美以美教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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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巴西人口中约有百分之二十是基督新教徒，其中又有一千两百万人以上是福音教派（Evangelicals）。智利的基督新教人口据信占总人口百分之十五到二十，另外危地马拉和尼加拉瓜的基督新教徒分别占该国人口的百分之三十和百分之二十。大多数针对上述题旨所进行的实证社会学研究，包括马丁自己的大规模研究，都证实了韦伯所提的假设，换句话说，拉丁美洲国家这些改信基督新教的人，后来在卫生、储蓄、教育成就、每人平均所得方面，都比以前大幅改善，两者之间显然有明显的关联。
不论对基督新教徒或非基督新教徒而言，“工作伦理”这个名词事实上是不恰当的误称，它综合了后韦伯时代各种文献里经常提到的相关人格特质。假如我们对“工作伦理”的定义是劳动人口普遍早起工作，加上劳心或劳力的工作时数很长，那么这种工作伦理本身根本还不足以创造现代化的资本主义世界。十五世纪一个典型的中国农人，可能比现在底特律或名古屋工厂生产线的作业员工作得更辛苦，劳动时间也更长，但是农人的生产力万万不能及于现代的工人，因为现代财富的基础是人力资源（知识和教育）技术、创新组织，以及掌握关于品质的其他因素，而不单只靠过去能够创造财富的大量人力。
由此可知，韦伯所谓的资本主义精神指的不只是狭义的工作伦理，而且包含其他相关的德性，例如节俭（储蓄的倾向）解决问题的理性态度，以及专注于此时此地的思想，这种思想促使个人透过创新和劳动控制他们的外在环境。以上的这些物质其实主要落实在企业家和资本家的身上，而非落实在他们所雇用的员工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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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资本主义精神”虽然是一套适合企业家的气质，但它本身也含有真实的意义，尤其是对那些处于经济发展初期阶段的社会而言更是如此；发展经济学家对前工业期社会下过很深的工夫，对这项意义早就有相当透彻的了解。发展经济学家发现，不管国际货币基金（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所制定计划理论上多么无懈可击，如果实施该计划的社会缺乏心理上的“现代化”习惯，那么这项计划的效果必定很有限。在诸多处于前工业社会阶段的社会里，你无法期望商人准时前来赴约；企业有了盈余，你也不敢指望老板的家族或朋友不会立刻将钱挪用或干脆花掉，他们很少会把盈余拿去转投资；国家拨出基金兴建基础建设，也有可能被贪官污吏分赃花用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