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摘」福山｜《信任》—社会德行(4)

基督新教教派形式的重要性，及其对自发社交性和经济生活的影响，可以从加拿大和美国的差异上获得证明。大多数美国人分不出自己和北边邻居在社会结构上有什么差别，（加拿大人倒是对此有比较多的体认），而实际上两国的社会精神之不同，有时候会叫人大吃一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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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有两个中央集权式的教会，一是天主教会，另一是基督教会，两者都从政府获得相当多的补助；虽然加拿大在许多方面都和美国很相似，但是加拿大社会拥有势力庞大的教会结构，这一点却和欧洲国家比较相似。多年来众多观察家早已指出，加拿大工商业不如美国那么蓬勃旺盛，甚至主张经济命定论的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在访问过加拿大之后，也忍不住评论道：“你会想像自己又回到了欧洲在这里你可以理解，为什么美国人迅速开发一个新国家时，少不了炙烈的投机精神。”另一位学者李普赛（Seymour Martin Lipset））则统计数字证明，英语系加拿大人和美国人对于经济生活的态度有所差异，而这些差异正好反映了加拿大境内基督新教徒和天主教徒在态度上的差别。加拿大人比较讨厌风险，投资在股票上的资产比美国人少，他们比较喜好一般人文学科，而非讲求实际的商业教育，加拿大人也比美国人较少举债融资。
虽然美加两国在经济上存在的结构性差异有助于解释上述的这些不同，可是较为李普赛青睐的解释，则是这些经济趋势和美国的基督新教教派本质有所关联。
由于所有经济活动几乎都发生在群体而非个人之间，因此自发社交性对于经济生活更显得意义非凡。人们在创造财富之前，必须先学会携手合作，而如果想要追求更显著的进步，就必须发展新型态的组织。虽然我们惯于把经济成长和技术发展连在一起，但事实上自从工业革命展开至今，组织创新所扮演的角色即使不比技术发展更重要，至少两者的地位是不分轩轾的。经济历史学家诺斯（（Douglass North）和托马斯（Robert Thomas）就坦白指出：“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成长的关键；西欧国家所发展的高效率经济组织正是西方世界能够兴起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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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世纪越洋商业的发展应该归功于大型帆船（carrack）的发明——这种船只可以航行到远离海岸线的外海，但是另外一个功臣则是合资公司的兴起，这些公司是由众多个人集资成立的，他们合众人之力资助长途航程，也共同分摊必然产生的风险。
十九世纪中期，铁路向西延伸，横越整个美国大陆，当时所需的是大型科层化组织的公司，以及遍布整条铁路线所经区域的管理人。这种类型的企业过去就已经存在，不过是由家族所拥有、经营，可是家族企业无法保持火车准时进站，也没有办法避免使用同一条轨道的火车相撞，例如一八四一年麻塞诸塞州和纽约之间的一条铁路线就发生过严重的撞车意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