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剧《少年法庭》：福利主义少年法真的助长了青少年犯罪吗？(5)

1990年至2016年美国未成年人暴力犯罪数量与未成年贫困率事实上，韩国是经合组织（OECD）成员国中未成年人贫困率最低的国家。然而很难将这一低比率视为一桩功绩，原因在于韩国新生儿出生人口持续下降，只要统计时间允许，贫困未成年人便可以通过成年实现统计学上的脱贫。如果肯定韩国未成年人福利事业的功绩，又不得不直视韩国快速增长的虐童案件数量（2001年的2105件上升至2017年22367件），以及居高不下的未成年人自杀率、未成年人犯罪率以及未成年人肥胖率——后三项通常被视为是社会财富差距增大的副作用。将个体过错笼统地归罪于社会问题有失公允，但抛开社会问题将全部恶意归咎于个体也同样有问题。尽管影视和未成年人福利调研都习惯性渲染未成年人犯罪比率走高的危险性，但从具体数据上看，未成年人犯罪整体增长幅度速度相对平稳，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成人案件的持续快速增长。

2007年至2013年韩国未成年人与成年人强奸案件数量对比公众固然希望未成年人纯洁、正直、善良地长大，可未成年人终将踏入成人的世界，倘若成人世界早已污秽不堪，无菌环境下长成的少数圣人也难如弥赛亚降世扭转乾坤。罪错少年问题固然值得关注，但未成年犯罪问题也是社会犯罪问题的一个缩影，少年法的目标是试图帮助罪错少年悬崖勒马走回正轨，而不是压抑住未成年人犯罪待其成年再接受一般法定审判。批判少年法的福利倾向，指望铁面无情青天大老爷还人公道只能爽一时，不能救一世，就算全韩国的法官都变身《少年法庭》女主角，也不能改变百分之九十度韩国罪错少年会在一年内再次犯罪触法的事实。如果说“积习难改”，掐灭恶习的开端仍然是成年人的责任。《少年法庭》也指出了社会和家庭问题，但仍然将渲染少年犯屡教不改作为最重彩的笔墨，不免有避重就轻之嫌。
近些年来韩国影视恶人形象的变迁也令人感到忧虑。作为经合组织贫富差距（仅次于美国）第二大的国家，无恶不作二世祖一度是韩国涉案影视作品中的不二人设之选，“有钱无罪”不仅代表着可以通过金钱达成和解的能力，也暗示着权钱交易的可能，这些一度在涉案剧中常见的元素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天生犯罪人”。从《窥探》到如今的《少年法庭》，不受教育、财富影响的先天恶人逐渐构成反派新面貌。政治清明了，只有潜藏在人群中的坏种需要铲除，社会矛盾被巧妙地转化为个体的矛盾，通过佯攻福利主义少年法伪装现实主义，实则虚化现实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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