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海建｜“此情可待成追忆”——《俄罗斯馆纪事》讨论课发言

《俄罗斯馆纪事》（增订本），蔡鸿生著，中华书局，2006年11月版，251页，22.00元蔡鸿生先生（1933-2021）去世的消息，是我的学生梁敏玲转告的。我平时不太关心外面的事情，知道消息已是第二天（2021年2月16日）。我突然想到，再过一个星期，也就是今天（2月23日），我们的课程“Seminar：中国近代史研究入门”，恰恰轮到要讨论蔡先生的著作《俄罗斯馆纪事》。我随后写信给梁敏玲和其他与中大有关系的学生，提到了大家都熟悉的诗句：此情可待成追忆，一弦一柱思华年。我们开设的这一课程，每周讨论一本书，其中最重要的内容就是其作者。这一位作者是我四十多年前在中山大学学习时的老师。今天的课，我不再多讲《俄罗斯馆纪事》的内容，重点讲一下这一位作者。
四十多年前的中国大学和大学里的老师，和今天是很不一样的。我也正想借此机会与大家回顾一下学术史，让你们知道这四十多年来一大批优秀学者所走过的路，并由此来观察蔡先生的学术人生。
一、最后一届“工农兵大学生”
我是“工农兵大学生”，1977年3月入中山大学历史系，1980年1月离校。正式的年级属1976级。当时还不叫大学生，叫“工农兵学员”，是工农兵学员最后一届。
文化大革命时，大学关门了。1968年，毛泽东主席写了一个批示：“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毛主席的这些话，是批在上海机床厂培养工程技术人员调查报告上的，被称为“721指示”。其中有一些内容当时也有争论，如文科大学还要不要办？学制要缩短到几年？等等不一。
根据毛主席的指示，1970年起，大学开始招生了，从工人、农民和解放军士兵中招生，也包括“下乡知识青年”。到了1973年，又出了“张铁生事件”，工农兵学员上大学的口号改为“上、管、改”（上大学、管大学、改造大学）。“上”大学，自然是向老师学习，但怎么“管”，怎么“改造”？抽象的“大学”是管不了，也改造不了的；具体落实下来，还是教学与管理，即师生关系，那不成了学生“管”老师、“改造”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