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海建｜“此情可待成追忆”——《俄罗斯馆纪事》讨论课发言(4)

梁碧莹教授当时从北京返回中山大学，跟我们76级一起旁听了全部历史系的课程（大多是助教上的），用她的说法叫“回炉”。据她称，这些课要比“文革”前她上的课更有内容，对蔡先生的课也很赞赏。她是有条件、有能力去比较的。
那时正是一个学术转折、走向成长的起端。
三、北京图书馆的“晒蓝”复写
美丽的康乐园中的生活，并不美丽。知识分子属“臭老九”，非常穷。中山大学的生活条件也比较差。学生宿舍是六个人一间，没有空调、没有电扇也就罢了，还经常没有电，每个星期总有几个晚上停电，要用蜡烛和煤油灯。炎热的天气，让我一年中有半年都觉得头脑昏沉沉的。
蔡鸿生先生的宿舍就在我们学生宿舍前面，是老房子，应是岭南时期盖的，一间很小的房间。他那时非常瘦，头发却全白了。我们当时不知道他的准确年龄，也不便去问，从精神状态来看，说他三十岁也可以；从全白的头发来看，说他六十岁也有人信。我们多次见他在楼道里点个煤油炉烧东西吃，大约就是下个面条之类。当时的广州，营养不良是非常严重的问题，想要有点小改善，只能靠煤油炉。煤油是当时的必需品，还要用来点煤油灯，照明看书，用蜡烛会贵不少。吃的是粗茶淡饭，穿的是破旧暗淡（白色的圆领汗衫，当时在广州有个很雅的名称，叫“文化衫”），大学老师穷得叮叮当当。我过去受电影、小说之影响，以为大学教授们西装革履、杯觥交错，这一感觉虽经“文革”而有所减弱，但到了中大之亲见，仍多有吃惊之处。我们最初见到蔡先生，已经四十多岁了，还没有结婚。
也就在我们上学期间，他结婚了，听说娶的是湖南妹子。那时候女孩愿意嫁给这样的人，真有好眼力。谁会看得上这种人？又老又穷。
我当时是历史课的课代表，与各位任课老师的联系比较多。我时常到蔡先生宿舍去，看到煤油炉、煤油灯，还看到了北京图书馆的晒蓝复写本。
当时的中山大学图书馆仍是非常“贫困”的，没有多少书。蔡先生研究世界中世纪史，要找相关的资料，多难啊。广州的两大图书馆，中山图书馆和中大图书馆，又有多少俄文、英文的著作？非常可怜。
我们读书的时候，沙俄侵华史是显学，在北京、上海和东北各省，都有专门的写作组，组织一大批人翻译俄文材料。蔡先生属单打独斗，是独狼。他的关注点在边缘，在别人不注意的地方。他没有资料条件，就利用“馆际互借”，即通过中大图书馆向北京图书馆去借。北京图书馆作为国家图书馆（现称中国国家图书馆），藏书本来就比较好，中苏友好时期更进了一大批俄文书。蔡先生那个时代的大学生，都要学俄文。他的英文估计在中小学学的，大学只能学俄文。他能看俄文书，甚至能看古俄文。但在那个时代，别说去俄罗斯了，他连北京也去不了——火车票很难买，招待所很难找，更有研究费之短缺。而“馆际互借”的手续非常多，很麻烦，书籍要保价挂号寄来寄去。他遇到中大图书馆的一个“好人”——蔡先生是认真做研究的，热心学术的图书馆员很愿意为这类“痴迷学术”的读者服务，而北图也对中大图书馆特别开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