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海建｜“此情可待成追忆”——《俄罗斯馆纪事》讨论课发言(6)

我在华东师范大学研究生毕业时，有一个重要的要求，就是要去北京。我要看档案，档案是无法“馆际互借”的。今天的资料条件是三四十年前无法想象的——最近十多年互联网和电子书的发展，使得澳门大学与中山大学的资料条件差距不大；今天的研究条件也是三四十年前无法想象的——我在最近的四年去了两次蒙古国和俄罗斯。我曾坐大巴从喀尔喀蒙古的库伦（乌兰巴托）经恰克图到布里亚特蒙古的上乌金斯克（乌兰乌德），我曾坐火车从北京经二连浩特到乌兰巴托，用现代交通手段观察了“商队茶”的行走路线。我也曾到过涅瓦河畔的圣彼得堡国立大学和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远东研究所）——都是十八九世纪的优秀建筑——想亲沾“王西里”等人的余泽，但未能如愿。我还专门去了喀山，看过当年著名的东方学研究重镇喀山大学。到了这些地方，我都会想到蔡先生，他没有机会来到此地。
如果他有这么好的资料条件和研究条件，又能放射出何等的光芒？《俄罗斯馆纪事》这部书，是蔡先生在生理与思想双重“饥渴”时期的研究成果，了解了这些背景，方知其难能可贵。
我在中山大学读书的时候，恰是蔡先生的“华年”，而煤油炉、晒蓝本，不就是那些“弦”、那些“柱”吗？
四、“良史”的传统
蔡先生是在世界史教研室讲授中世纪史的，以当时和现在的条件，要想做出点成绩来是很困难的。他过去写过突厥的文章，虽有俄国整理的史料，文中的汉籍史料成其亮点。到了中年和晚年，他从中俄关系史接续其西域史的研究，再转向社会文化史、海洋史。从具体转向来看，决定性的因素是他手中的史料。而引导他的基本精神，却是中山大学历史系“良史”的传统。
我到中山大学读书时，名教授们虽已逝去，但他们的学术精神仍在留传。当时“文革”刚刚结束，陈寅恪、岑仲勉等一大批学者的著作与事迹还不能公开宣扬，却一直在私下流传。我们听说过“八大教授”和“教授的教授”，听说过刘节先生以弟子身份拜年（行大礼）和金应熙先生白天写批陈的文章、晚上学陈的思想，见到过东南区一号楼和“白色小道”。端木正教授跟我说，他当时作为“牛鬼蛇神”而关在“牛棚”里，听到陈寅恪先生去世的消息，向“军宣队”请假，要到灵堂上祭拜一下；“军宣队”很不能理解，也没有批准。实际上，陈寅恪先生去世时很可能就没有设灵堂。陆键东先生写《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其中的许多内容，我们当时听说过。梁承邺先生写《无悔是书生——父亲梁方仲实录》，许多故事虽是第一次听说，但与我们心中梁方仲先生的形象极为吻合。在我们的感觉中，“反动学术权威”打而不倒，“白旗”虽然拔了，余风仍在飘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