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海建｜“此情可待成追忆”——《俄罗斯馆纪事》讨论课发言(8)

五、细节的分量
现在的中国历史学界是著述大爆炸的时期，每年都会出版数以千计的“专著”和数以万计的“论文”。而这些“专著”和“论文”的基本特点，就是题目非常大，主旨非常高，史料支撑和分析能力却显得不足。我经常看到三十多岁甚至还不到三十岁的学者，敢说我六十多岁的老头都不敢讲的话。
准确地说起来，蔡鸿生先生是在“文革”结束后才真正进入到学术研究阶段的。这是我们这一代学者的幸运，与他们那一代几乎是同时期起步的；只是蔡先生他们是老师，我们这些人是学生。也因为如此，我们这一代人可以观察和理解他们这一辈人的学术人生。
随着蔡先生的学术志向越来越壮大，其研究内容却越来越细化。如果说《俄罗斯馆纪事》仍是一个“小题目”的话，他具体考证来华俄罗斯学生的姓名、俄罗斯馆的地理位置与馆舍情况，则是更小的题目。至于谈到“苏联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所藏《石头记》抄本（“列藏本”）上的两个“洪”字，很可能是在俄罗斯馆担任满文或汉文教习的清朝下级官员（或雇员）“洪约瑟”的姓，由此再推论，此书很可能是洪约瑟送给第十一班俄国学生帕·库尔梁德采夫的礼物。那是更细更小的分析，很难谈得上其中的伟大意义。
由此再来看中国的学术史。作为学院派的中国史学，自然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等大学的历史系（和中文系、哲学系以至社会学系）的建立为开端。这是西学的影响。然而在大学里的教授，许多人在东、西洋受过训练，也有许多是纯种的“土产”。以中央研究院人文组第一届院士为例，多为西洋训练出来的博士（或硕士）；仍有受西学训练较少的张元济、余嘉锡、柳诒徵、陈垣、杨树达等人，他们多在历史学界。陈寅恪先生游学日本欧美，学术观念与研究方法多受西学的影响，心中仍有“成效当乾嘉诸老更上层楼”的“少时所自待”。岑仲勉先生更是如此，传统的文史之学是心中的最爱，虽做过小官，但进入大学体系之后，即沿旧途快步行走而硕果累累。以中山大学而言，陈寅恪、岑仲勉等一批“良史”作家，虽有向西方学习的一面，但对传统学术（尤其是清代考据之学）是不隔的。
就当时的中国而言，众多希望继承中国史学（文学）传统的学者，心中仍有一座需要攀登的大山，即清代考据之学。就连号称“全盘西化”的胡适之，也拾起了传统的题目——戴震和《水经注》——尽管其动机有所不同。至于陈寅恪的好友杨树达，一生学问追随清学先贤，内心的感受是一条一条的，所做的学问也是一条一条的，自称“积微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