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海建｜“此情可待成追忆”——《俄罗斯馆纪事》讨论课发言(7)

至于教导我们的“助教”们，我们知道姜伯勤是岑仲勉的研究生，叶显恩是梁方仲的研究生。陈寅恪没有招研究生，胡守为先生是系里派的助手。而陈寅恪先生当年在家中走廊开课时，许多老师和学生都去听课，但讲着讲着，听者越来越少（大多属听不懂，也有不走白专道路者），其中能坚持下来的，有年轻的蔡鸿生和年老的梁方仲。陈寅恪自名其舍为“金明馆”，蔡先生当属“金明馆弟子”。这类“弟子”的称谓，现在看来有“攀龙附凤”之嫌，而在当时似乎不怎么值得炫耀。

什么是中大历史系“良史”的传统？往高处说，即是陈寅恪先生《赠蒋秉南序》中所言“未尝侮食自矜，曲学阿世”；而落到实处，即“见之于行事”，则可见于陈、岑诸先生的著述，内容大多是中国“中世纪”史，其基本点在于不空论，有史料，有独立的分析。蔡先生中年到晚年步入陈、岑之学术轨道，研究范围也从世界中世纪史转向广义的中国“中世纪”史，偏向于广义的“中西交通史”，具体落实到“九姓胡”“昆仑奴”甚至“康国猧子”。他与姜伯勤先生原本就是朋友，后成为相互砥砺的同行。蔡先生的《唐代九姓胡与突厥文化》曾赠我一册。我到现在也看不太懂其中的内容，毕竟与我的研究相距甚远；但他书中体现出来“良史”的传统，我却是理解的。我在中大历史系读书时，没有一位老师告诉你什么是“考证”，告诉你要注重事实。等我到华东师范大学做研究生时，导师陈旭麓先生是做史论的。
我却告诉他，我受中山大学的“影响”要做“考证”。陈先生很愉快地同意了。我今天自己也说不出来，那种要做“考证”的“影响”是从哪里得来的，很可能是受教于这批高水准的“助教”而潜移默化。由此来观看蔡先生的学术人生，正因为遵循着这一“良史”的传统而步履坦荡。由此还可以观看蔡先生培养学生的方法，他晚年有一个题目是“广州海事”，而“洋画”（江滢河）、“巴斯商人”（郭德焱）、“市舶太监”（王川）这些论题都非常实在，论述的结构（史料与分析）都非常结实，是可以长存，是打不倒的。而这些著作中体现出来的作者的学术追求，不正是得“良史”之传授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