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海建｜“此情可待成追忆”——《俄罗斯馆纪事》讨论课发言(18)

第一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粟特学、突厥学的兴起。借用陈寅恪的话，这就是当时的“预流”之学。陈、岑都是其中佼佼者；第二是历史语言学、比较研究的方法，运用不同语种材料的对勘、互证。如陈寅恪所说“以西洋语言科学之法，为中藏文比较之学”；第三是中外关系史，即西域、南海之学。
以上三种学问都是世界性的，聚集了中外学界最杰出的学人。蔡先生的多种著述即以不同语种材料推进西域、南海之学，承接着世界性的学术传统。《俄罗斯馆纪事》所叙述的历史看似不起眼也不“预流”，细读之下，却能领悟到“预流”的方法如何在不同领域中运用自如。
首先是“胡名考证”，也即历史语言学对不同语种材料的对勘互证。 相比唐代胡人，《俄罗斯馆纪事》中的译名还原简单很多，大部分可依据俄文材料直接拼读对应。蔡先生更进一步揭示名字背后的文化意义，可见耶稣会士译名用字、旗人取汉名的影响，以及清朝上国心态导致的积习。
其次是在中外交流史中，找到文化传播的“中间环节”，理解在主观动机、客观限制影响下的传播过程，理解传播者的旨趣、信息的变形和产生的后续影响。 本书中对《三字经》《红楼梦》在俄国的流传的研究都提现出这一方法。还有备受关注的《资本论》提及王茂荫问题，蔡先生通过追踪文献来源，找到马克思了解这一信息的渠道，也揭示出俄罗斯馆和俄罗斯汉学对欧洲思想影响之一斑。
书中还运用了史学研究的传统方法：疏通重要文本，展示出在数据并不丰富的论题上如何做到“榨干”史料。《俄罗斯馆纪事》中补正《朔方备乘》、录文考释《鄂罗斯馆记》、释证《四述奇》，对其中提及的人物、事件、制度、物品搜集旁证、详加叙述，补充了丰富的历史细节。
最后谈一点无奈的不足。本书所使用的俄文材料，都是后来编纂的史料汇编（如《俄国驻北京传道团史料》）或者二手研究（如《彼得大帝时期的俄中关系史》），未能涉及俄方档案、当事人文书等原始材料。从《增订后记》中提到文献馆际互借的情形，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这完全是因为时代条件的局限。俄罗斯馆研究也已经在这些方面往前推进。
但后出转精也掩盖不了蔡先生在那个特殊年代中所做出的不刊贡献。我刚读完此书不久，即听到蔡先生仙逝的消息，谨以此粗浅短文作深切悼念。斯人已逝，学风长存。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庄帆，澳门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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