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海建｜“此情可待成追忆”——《俄罗斯馆纪事》讨论课发言(16)

第四章则系统地介绍了清代中国人有关俄国事务的一系列著译，为后人的研究修桥铺路。蔡先生考虑到这丛书稿述多论少，不宜冠上“研究”之名，便谦逊地称之为“纪事”。2011年，先生在华南农业大学作题为《人文科学的基本功——以历史学为例》的讲座中也提到何为“纪事”。他以“史”的篆文入手，解释“史”就是“以手持册”，为了记录事情。所以，“史”的含义就是“纪事”。
在蔡先生学习和作书的年代，政治通常驾驭着学术发展的方向。中俄关系史的研究也以中苏关系史为主，无人问津早期中俄关系。蔡先生敢为人先，冲破政治藩篱，把关注点主要投向了文化和经济贸易方面。当时的研究条件远远比不上今天，远在南国的蔡先生要研究地处北京的俄罗斯馆更是难上加难。蔡先生在访谈中是这样说的：“上世纪70年代中叶，由于偶然的机会，我进入中俄关系史这个陌生的领域，俄国是‘北地陆路通商之国’，我僻处南海之滨，竟想领略北国风光，可谓不自量之至。幸亏当年有馆际互借的制度，加上中山大学图书馆刘少雄先生的敬业精神，使我得以通过邮递，一本接一本地借阅北京图书馆的俄文藏书，其中不少是难得的珍本，如饮甘露，大快朵颐。鼓励我知难而进的，还有前辈同事谭彼岸先生，他移居旧金山后，曾多次寄赠美国学者研究俄国史的论著，提供了‘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门径。
刘、谭两位在起步阶段如此‘扶贫济困’，惠我多矣，岂敢淡忘。” 从蔡先生的自述之中，我似乎看到了那个瘦弱的男人，正“如饥似渴”地阅读着从各地借来的俄文藏书及论著。然而，想要在有限的材料中有所收获，唯一的方法就是当一名学术“苦行僧”，将有限的材料再一一加以研读和考据。先生曾受业于擅长考据的一代史学大师陈寅恪，在此书中随处可见他扎实的考据功夫。对比如今的研究条件和和日渐浮躁的学风，我们不禁自惭形秽。
清代中俄关系一直是一个复杂而又特殊的问题，到现在还没有人能够说清楚。传说唐时织女梦授金针于采娘，从此采娘的刺绣更加精巧。如今蔡先生通过《俄罗斯馆纪事》提供了新的视野，新的结论，也提出了许多新的问题。解决这些问题没有捷径，只能依靠“苦行僧”的路子继续走下去。
“无可奈何花落去”。花，真的凋谢了吗？我想每年春天，都有似曾相识的燕儿归来。（张毅，澳门大学历史系硕士生）
（四）
蔡鸿生先生（1933.4-2021.2.15），广东澄海人，1953年至1957年就读于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此后留校任教，至2006年6月退休。蔡先生治学领域主要在中外关系史，涵盖范围相当广阔，包括西域（《唐代九姓胡与突厥文化》）、南海（《广州海事录》）、中俄关系（《俄罗斯馆纪事》）、佛教文化（《尼姑谭》）等，研究时段上探唐代，下达晚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