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海建｜“此情可待成追忆”——《俄罗斯馆纪事》讨论课发言(17)

《俄罗斯馆纪事》一书篇幅不长，却集中了蔡先生近二十年的心力。其研究始于七十年代，1994年结集成《俄罗斯馆纪事》出版。2006年出增订版。在初版前言中，蔡先生简明扼要地点出俄罗斯馆的性质是“多功能”的，“19世纪60年代以前的中俄关系，无论商务、外交还是文化，几乎事事通俄罗斯馆，构成一种蛛网式的关联”。而俄罗斯馆的实体实际上是俄国驻北京布道团，由定期换班的喇嘛、学生、随办医生等成员组成，因此本书的主要内容也是关于这批人的“事功和著述”。
全书分为四章，第一章论述俄罗斯馆的起源和沿革，从其建制过程、理藩院的管理制度、俄国对布道团的整顿以及清人对俄罗斯馆实际职能的无知四个方面论述，可见中俄双方对此馆认识的信息不对称；第二章讲“汉学”，第三章讲“中俄贸易”，目光从俄罗斯馆出发转向更广阔的俄国汉学史、中俄关系中的社会经济史层面。第四章是附编，补充了编年事辑和两篇论文。
通观全书，可见俄罗斯馆虽然以宗教机构面目示人，实际上是研究机构与情报机构，服务于俄国的了解清朝、扩大贸易利益的需要。研究俄罗斯馆可以推进我们关于两点的认识：
第一，作为理解清代体制的一个点。清朝体制中没有外国使馆的位置，俄罗斯馆也并非真正意义上的使馆，但却以隐秘的方式（只是对于清朝而言）承担了部分外交职能。清朝以理藩院制度管理俄罗斯馆，看似严密防范，实际上对俄方目的一无所知，将俄方的情报搜集工作以“向慕华化”一类的心态视之。与俄国相比，外部知识在清朝的知识体系中究竟占有怎样的位置？
第二，俄罗斯馆作为理解俄国外交的一个点。恭亲王评论俄国外交“善柔阴狠”。 书中论及俄罗斯馆“中国通”在中俄外交中的角色，也可作佐证。例如天津领事孔气（第十三班布道团随班学生），在天津教案中针对俄国人被误杀一案的交涉过程，以保障俄商在天津茶埠的地位稳固为首要目的，因此反而要求“缓决”； 俄船突然来航广州引起的风波中，俄船货物清单、俄商禀文都是由俄罗斯馆承担翻译，而非清朝自设的俄罗斯文馆。 俄罗斯馆所起的隐秘作用，可以作为理解俄国外交（尤其是道光以后）的一个起点和一条线索。
再谈谈本书的史学方法。这就需要先追溯蔡鸿生先生的学术渊源。据蔡先生回忆，1955年在中山大学听陈寅恪、岑仲勉讲课时，即萌发了研究唐史、突厥史的念头。 后来，蔡先生也一直在其著述中奉陈岑二位为师。循此，从整个学术大环境来看，可以追溯到三条脉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