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海建｜“此情可待成追忆”——《俄罗斯馆纪事》讨论课发言(15)

（三）
初四对于我这个莆田小孩来说，本是“过大年”的喜庆日子。傍晚时分，我正做着《俄罗斯馆纪事》读书笔记的时候，庄帆师兄发来一则消息：“蔡鸿生教授去世了……”
我心里很不是滋味，合上了笔记本电脑。我不认识蔡鸿生教授，也没有见过蔡先生。但很巧的是，春节假期结束后，我将作为报告人讨论蔡先生的著作《俄罗斯馆纪事》。我不禁感慨世事无常，真是“无可奈何花落去”！春天本是百花竞相开放的日子。但一朝春尽，群芳凋谢。心中有太多的留恋，太多无奈，我们或许都只能在《俄罗斯馆纪事》和其他著作的字里行间之中，找寻那似曾相识的“归燕”。
蔡先生是一位谦逊的学者。季羡林曾经评价蔡先生：“谈到蔡先生的为人，我觉得他诚悫、纯朴，不善言辞，从不夸夸其谈，自己虽学富五车，却从无骄矜之气，是一位‘恂恂如也’的老实人，是一位内向的人。” 蔡先生在自己的手记中，称自己一直未能深入学境的腹地，至今仍然是一个碌碌的“边民”。 然而，就是这么一个“边民”，在东南一隅，全面地探讨了一直令人讳莫如深却又十分重要的“北京俄罗斯馆”问题。
《俄罗斯馆纪事》首版于1994年，但蔡先生对俄罗斯馆的研究始于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叶。早在1974年，蔡先生就在《中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刊发了《老沙皇尊孔侵华的吹鼓手——评瓦西里耶夫学派的政治倾向》。此后的二十年间，蔡先生在各大学术期刊上发表了十余篇关于俄罗斯馆研究的论文。其中最有名的便是1982年发表在《历史研究》上的《“商队茶”考释》。已发表的论文加上未刊的存稿最终修整删削成了《俄罗斯馆纪事》，可谓是“二十年磨一剑”。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本书虽以俄罗斯馆为中心，但涵盖面很广。不仅探索了清代中俄关系之间的文化关系和经济关系，还涉及那些俄罗斯馆培育出来的学生。俄罗斯馆的实体是俄国驻北京布道团，也可以说“团史”即“馆史”。所以此书的主要内容便要重点介绍和分析那批定期换班的喇嘛、学生的事功和著述。
这些学生是俄罗斯馆研究的重要延伸，他们活跃在中俄外交、商贸往来、学术交流等等各大领域。关于本书的写作目标，蔡先生在前言也提到，自己的目标并非进行全面系统的论述，而是略人所详和详人所略。 在这一著述原则的指导下，整书的结构十分清晰，文字浅显易懂。全书共有四章十八节，每一节之下还有小标题引导读者阅读。第一章介绍了俄罗斯馆的起源和沿革，作者在第一节中仅用了八千多字就将俄罗斯的政教关系论述得十分清楚。第二章则是从中俄文化交流史的角度来探讨俄罗斯馆问题，介绍了俄罗斯馆与汉学的关系，一方面肯定了俄罗斯馆在传播儒学中所起的作用，一方面也揭示了其为沙俄政府效劳的本质。在第三章中，蔡先生从经济贸易的角度来看俄罗斯馆问题。看似互不相干的两件事，蔡先生却敏锐地指出俄罗斯馆向其政府收集和提供大量有关于中国经济贸易的情报，积极地参与了中俄贸易事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