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海建｜“此情可待成追忆”——《俄罗斯馆纪事》讨论课发言(3)

这大约是全世界大学中水平最高的“助教”了。在给我们上课的助教中，有些人的水准不能以职称相论，今天已声名显赫。一些学生私下对他们有排名。我个人以为，其第一位属蔡鸿生，第二位姜伯勤，第三位叶显恩……

当时历史学界还有一个大问题，即要“厚古薄今”还是“厚今薄古”？历史学本来就是厚古薄今的学问。但五六十年代有一个政治性的口号叫“厚今薄古”。这个口号从什么专业讲都有点道理，但放在历史系会显得别扭。历史系怎样显示厚今薄古呢？结果是教学内容以近代史为主，以中国史为主，古代史、世界史的教学内容大为减少。蔡先生属世界史教研室，给我们上的课是“世界古代中世纪史”，正属于“薄”中之“薄”。大约上了不到一个学期，每周两节课，我记得大约是“十六讲”，应当属于“精华”中的“精华”。我的笔记记得比较全，后来搬家搬多了，笔记本也找不到了。蔡先生上课是有特点的。他只带一张纸或几张卡片，只拿一支粉笔。上课铃响了准时开始，讲完正好是下课铃，也不知他是怎么计算时间的。上课时没有一句废话，板书也有自己的风格。课间休息时就到系办公室看报纸。
他后来写作也是如此，没有废话。还要说明的是，我上大学的时候，课程非常少。我记得第一个学期，一共是十二节课，三年六个学期，都是如此，最多时也只有十四节课。这大约是教育革命的结果，而当时是六天工作制。
五六十年代的中国史学，从“论从史出”逐渐走到“以论带史”，要引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语录作为思想指导。蔡先生上课时，先在黑板上写一条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语录，讲一下语录，然后再往下讲历史内容。我不知道他怎么能把引用的语录和所讲的内容对应得这么准，可见他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文集读得比较熟。我也不知道这一教学方法是否为蔡先生自创，系里许多老师采用同样的方法。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讲世界古代、中世纪史的话是比较多的。蔡先生的这一方法，很多老师想学也学不了。姜伯勤先生用同样的方法上课，先写一条语录，然后再展开。但姜先生讲的是两汉魏晋隋唐史，他的语录总是找得不太准——马、恩、列没讲那么多与汉唐相关或相近的话，毛主席讲的也不多。叶显恩先生刚开始上课时也引用语录，后来干脆就不引了。你们在《俄罗斯馆纪事》里看到引用的经典语录，要知道是那个时代的文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