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海建｜“此情可待成追忆”——《俄罗斯馆纪事》讨论课发言(2)

1976年，我作为“工农兵学员”被保送到中山大学历史系，正是风云激荡之际，政治形势之变幻有如过山车。至于学校的开学时间，初因唐山大地震而无法入学，推迟至10月份，后又因毛主席去世而再次推迟。我还记得报到日期是1977年3月8号，因为买不到火车票，我9号才到。系里办公室的人以为我不来了——很多人给了指标都不去，“上大学”不被认为是人生的好出路。
当时的中山大学只有九个系。文科五个：中文、历史、哲学、外语，另加一个“政治经济学系”，理科四个：数学力学系、物理系、化学系和生物系。没有社会科学的诸多科目，也没有工学与农学。校园基本上是岭南大学留下来的建筑，只是在东区和西区建了一些学生宿舍和教工宿舍。校园是美丽的，关键是没有什么人。工农兵学员的学制是三年，我们入学时只有两千左右的学生。康乐园的四周都是农田。有两条公交线到中大南门，一是25路，从文化公园开来；另一是14路，从广卫路财厅前开来，一直到赤岗（“文革”前南海舰队所在地）。而在中大的北门，另有一个轮渡船的码头，十分破旧，还是木制的，看不出是哪年建造的，可以坐船到北京路（原来的天字码头）。车和船开到中大时，都是空荡荡的。这里是广州的郊区。
我之所以到今天还有这么深刻的印象，之所以要说明当年中山大学的景象，是因为当时中国高等教育正陷于谷底。三年前，我到历史悠久的仰光大学，看到其系科设置和校舍，感到与当年的中大有点像。
然而，我们入学时，“文革”已经结束，教育开始回归其本色。也就是说，中山大学历史系落到“文革”的最低点之后，开始向上走了。
二、了不起的助教
要说中山大学历史系陷于“最低点”，最重要的事实是，名教授们大多过世了，给我们上课的几乎全是助教。我记得，蔡鸿生先生当时也是助教。
中山大学历史系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的“院系调整”中是发了大财的。中国古代史就有“八大教授”，著名者即经常被提到的陈寅恪、岑仲勉、梁方仲、刘节、杨荣国，还有一些大家现在不太熟悉，董家遵、何竹淇、曾纪经，仍是非常好的教授。其他领域也有非常优秀的教授，如陈序经、朱杰勤、戴裔煊、陈锡祺等一大批人。一些副教授后来成为大名家，如端木正、何肇发、梁钊韬、蒋相泽……然而，从五十年代开始，大学几乎停止了升职称，副教授以上基本不动，本科生毕业留校当助教，六十年代才开始招收研究生。如此算起来，蔡鸿生先生从1957年毕业一直到我们1977年进去，当了二十年的助教。听说六十年代初蔡先生已“拟升”为讲师，不知什么原因，他们这一批升职最后没有算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