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对快乐的研究，源自人类最深重的创伤？

各种TED演讲、每日冥想练习、年度世界幸福报告、关于如何保持积极心态的建议……身边的一切都在提醒着我们：快乐在人们的生活中有多重要。虽然这个概念至少从亚里士多德在探究Eudaimonia（希腊语，一般被翻译为人类的幸福或者福祉）的意义时就被提出了，但是对幸福本质的研究——也就是积极心理学——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起才刚刚作为一个学术领域萌芽。
积极心理学非常复杂，它涉及到东方宗教、神经科学、进化生物学、行为经济学、国家间的比较和公共政策间的关联。不过更重要的是，它代表了心理学家的关注点从精神疾病转移到了精神健康，从焦虑抑郁转移到了主观幸福。

我们感到更快乐了吗？诺曼·文森特·皮尔(Norman Vincent Peale)发表于1952年的自助书《积极的力量》虽然遭到了精神健康专家的批评，但直到现在也很有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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讽刺的是，积极心理学诞生于痛苦与战争——与它现在强调的积极人类功能以及恢复力的科学研究不同，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刚刚起步时，它更侧重于自我意识与制度重要性。
人能从极其高压的经历中受益，这曾是积极心理学最有影响的发现之一。精神病学家以及集中营幸存者维克多·弗兰克（Viktor Frankl）的经历比任何人都能证明并解释创伤后的个人成长。从1942年的九月起，弗兰克在纳粹集中营被困了足足两年半之久。被释放不久后，他便开始攥写《无论如何也要对生活说好》（Saying Yes to Life in Spite of Everything），并于1946年以德语出版。1959年，该书于美国出版，并最终改名为《活出生命的意义》(Man’s Search for Meaning)。在战后回到维也纳后，弗兰克对这段如此可怕经历的回应是：最可怕的环境也可以是幸福的温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