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对快乐的研究，源自人类最深重的创伤？(4)

五年之后，一项研究又将注意力从心理健康转向了主观幸福感。在《幸福感报告》（Reports on Happiness）中，社会心理学家诺曼·M·布拉德伯恩（Norman M. Bradburn）以及社会学家大卫·卡普罗维茨（David Caplovitz）首次关注起了被他们称作“正常人”的幸福感，并呼吁研究者们多多关注“积极的满足感”，而不是心理问题。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至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早期的反主流文化*留下了对幸福的新研究、对毒品的新实验、对东方宗教的兴趣、对冥想的实践、对人本心理学的信奉以及一种认为尤其强烈的经历比商品更令人快乐的观点。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之前，这些都是艾伦·瓦特（Alan Watts）生活与写作中常常出现的元素。作为美国浪漫史的代表人物，他因为觉得现实世界并不能给予他生活之道与创作灵感，将注意力转向亚洲宗教。
*译者注
西方在二十世纪晚期一种反对遵从资本主义理性文化道德法规及文化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的浪潮。
然而，瓦特对于禅宗佛教以及道教的信奉，与他远非平静的生活形成了无法解决的强烈矛盾。为了追随超验主义，他不停酗酒，直至自己达到另一种意识状态；尽管他崇尚简朴，但他不得不养活一个妻子、许多前妻以及七个孩子。他在1961年写道，要想获得幸福，就必须重新连接现代生活所割裂的东西——不仅是人与自然的关系，还有“个人”与“未知的自我、无意识的内在宇宙”之间的关系。在他非常受欢迎的《禅之道》（The Way of Zen）中，他把冥想描述为“一种安静的、对此时此地发生的任何事情都不加评论的意识”。虽然一开始对使用毒品持怀疑态度，但到了1962年，他便将LSD誉为“快乐宇宙论”的入口。
尽管许多积极心理学的基石都构建于苦难，其中还是有一例外：诺曼·文森特·皮尔（Norman Vincent Peale）发表于1952年最有影响力的著作《积极的力量》（The Power of Positive Thinking）成为了最为广泛阅读的积极心理学先驱（尽管积极心理学的实践者们都尽量与这本书保持距离）。皮尔在书中传递出一种非常令人安心的信息，即疗愈性的、新教徒式的心灵操控必能带来安宁、快乐与福祉。尽管他也会举出一对一帮助他人的例子，他的愿景仍是高度个人主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