涂尔干逝世百年陈涛：涂尔干的中国遗产(9)

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乡土重建》
时至今日，我们很少停下来问问自己，本着西方社会学视角来理解中国传统的各种基层“社区”，如家族、邻里和村落时，所要“发现”的那个“社会”究竟是什么东西？
对此，在谈及“社区”这一译名的由来时，吴文藻曾做过说明：“社区乃是一地人民实际生活的具体表词，有实质的基础，是可以观察得到的。”与之相对，“社会是描述集合生活的抽象概念，是一切复杂的社会关系全部体系之总称”（吴文藻，《社区的意义与社区研究的近今趋势》，440页）。因此，在中国社会学这里，社区与社会的区别不是滕尼斯那里自然共同体和人造社会的差别，也不是涂尔干那里机械团结和有机团结的差别，而是可以观察到的具体现实生活和抽象概念的分别。换句话说，“社区”研究所要发现的这个“社会”并不直接存在于我们的传统生活形态之中。它首先是一个取自现代西学的“抽象概念”。
恰恰是在这里，在借用脱胎于西方现代思想和历史现实的功能论，理解中国传统生活形态时，早期中国社会学家表现出了某种犹豫。他们固然可以心悦诚服地接受功能论和社会整体论，但在直觉和本能上，却与上述分析视角背后那个强有力的理论预设保持了某种距离。吴文藻尽管在推行功能论上不遗余力，但却提醒我们不要把社会制度当作“无形体的，或无人格的实体”。“因为离开了构成制度的个人，制度是不能独立存在的。”（吴文藻，《论社会制度的性质与范围》，531页）在定义生育制度那个最理论化的时刻，费孝通同样拒绝把社会理解为一个实体。“实体是在这结构里工作的人。”（费孝通，《生育制度》，158页）因此，社会功能被他落到了更说得通的个人生存需要上（这也与功能论的内部分歧有关，与涂尔干和拉德克里夫-布朗有别，马林诺夫斯基偏向于从个人需要的层次去定义社会功能）。
尽管在随后的分析中，这一理论自觉很快就淹没在“涂尔干式的社会观”中，以至于四十多年后当他重温自己的旧作时，批评自己“见社会不见人”（费孝通，《个人·群体·社会》，13-1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