涂尔干逝世百年陈涛：涂尔干的中国遗产(8)

从整全社会到整全之人
吴文藻借用涂尔干的社会学视角在国族构建上所做的思考，不免让人想起此前严复、章太炎和梁启超等人借助斯宾塞的“群学”或社会学所做的类似努力。看起来，社会实体论也随着文化整体论和功能论一道，潜入社区研究中，服务于吴文藻师生有关现代民族国家的想象。例如，《生育制度》给我们留下的最大印象正是那通篇反复出现的“社会”。就像涂尔干在澳洲和美洲土著人的图腾膜拜背后看到了始终在场的社会一样，费孝通在中国人最为熟悉的家庭生活中，也提点出了一个我们所不熟悉的社会。社会犹如一个活生生的人一样，在冥冥之中，借助生育制度“这巧妙的安排”（费孝通，《生育制度》，《乡土中国·生育制度·乡土重建》，商务印书馆，156页；《乡土中国》，见前引书，86页），利用家庭成员来维持其结构完整。夫妻在抚育子女上的分工，是“社会”利用两性差别所做的安排，而不是直接源于男女两性的生理差别；
婚姻则是“社会”建立双系抚育，特别是为孩子确立一个“社会性的父亲”的手段，而不是源于男女两情相悦……甚至，“社会”为了维持自身的结构完整，可以借助父母来“征服孩子不合社会的本性”（费孝通，《生育制度》，241页）。亲子间的矛盾，不过是在家庭内部上演的、人的生物性需要和社会本身的需要之间的冲突。在乡土“社区”中所识别出来的这个“社会”，不正是服务于国族想象么？那里的人们只能靠着经验盲目试验出一套生活方式，而掌握了功能分析的社会学家却可以“从客观地位去看一项行为对于个人生存和社会完整上所发生的作用”，帮助人们自觉到满足其需要的那些手段，从而“依了已知道的手段和目的的关系去计划他的行为”（费孝通，《乡土中国》，88-8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