涂尔干逝世百年陈涛：涂尔干的中国遗产(10)

晚年费孝通
借由这一自我反思，《生育制度》的内在张力才真正上升到理论自觉的层面。这一次，费孝通不只是作为从事客观观察的“局外人”，更是作为亲历者，感受到了社会，以及这社会中的个人：
当然“文革”这种方式的革命是很不寻常的，但是在这不寻常的情景中，社会的本来面目充分显示出来。我觉得置身于一个目的在有如显示社会本质和力量的实验室里。在这个实验室里我既是实验的材料，就是在我身上进行这项实验。同时，因为我是个社会学者，所以也成了观察这实验过程和效果的人。在这个实验里我亲自觉到涂尔干所说“集体表象”的威力，他所说的集体表象，就是那“一加一大于二”的加和大的内容，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社会的本质。这个试验证实了那个超于个人的社会实体的存在。但就在同时我也亲自感觉到有一个对抗着这个实体的“个人”的存在。这个“个人”固然外表上按着社会指定他的行为模式行动：扫街、清厕、游街、批斗，但是还出现了一个行为上看不见的而具有思想和感情的“自我”。这个自我的思想和感情可以完全不接受甚至反抗所规定的行为模式，并作出各种十分复杂的行动上的反应，从表面顺服，直到坚决拒绝，即自杀了事。
这样我看见了个人背后出现的一个看不见的“自我”。这个和“集体表象”所对立的“自我感觉”看来也是个实体，因为不仅它已不是“社会的载体”，而且可以是“社会的对立体”。（费孝通，《个人·群体·社会》，15页。）费孝通：《文化的生与死》

真正抵御着早期社会学者彻底接受文化整体论和功能论背后的社会实体观念的，恐怕首先不是传统的家族观念、风俗或礼治秩序，而就是这个有着思想和感情的活生生的“个人”——这个涂尔干力图制度化、驯化、甚至抹消掉，但却又不断冒出来的、顽强的个人。当从乡土社区中走出来的个人被剥离掉了一切纽带，从家族、邻里和村落中被抽离出来，并被置于强大的、新生的民族国家所计划的社会里时，这个人才迟来地意识到了“自我”，意识到人不只是各种社会角色的复合体，各种文化、风俗和意见的载体，他还是有着各种感情、思想和需要的、一个完整的个人。从这个人的视角来看社会，后者只是从人们的某一层次的需要中所生发出来的一个截面。它远不是人的生活的全部。人无法离开社会而生存是一回事，在社会中生存的人有着不同层次的需要则是另一回事。人最低层次的生理需要，以及更高层次的精神需要，都超出了社会需要，尽管人通常只能通过社会手段来满足它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