莎士比亚的美学，“她的美貌使墓窟变成欢宴的华堂”(2)

芬奇的《抱银貂的女子》（Lady with an Ermine，见彩图）——尤其是在用来刻画那位女士的衣服、珠宝和头发的线条中——窥见它，它让那些完美形象的抽象线条变得栩栩如生。这幅画拥有一种非凡的、高度个性化的、令人不安的表现力，但这种表现力并不存在于画中女子那张几乎毫无表情的脸上，而是存在于她那非常奇怪的手和她抱着的银貂上。同样，在达·芬奇为吉内薇拉·班琪（Ginevra deBenci）所作的画像中，背景中刺状的杜松树有一种特殊的、持续的表现强度，而这种强度在画中女主角的完美无瑕和心理上难以接近的特征中则是明显缺乏的。
正如文学史家和艺术史家所展示的那样，这些特征经过了仔细的校准，以产生和谐的总体效果，而这种校准则需要消除任何独特的、个性化的印记，结果就是一种实质上的系统性非个性化（Programmatic impersonality）。在彼特拉克和薄伽丘之后，文艺复兴时期的诗人和画家建立了一套理想的美的标准，每一个组成部分，从耳垂到双脚，都被精心地绘制和分类。当然，有天赋的艺术家明白，美不能被机械地复制——全部效果将取决于诸如vaghezza（模糊），leggiadria（雅致），grazia（优美）这些特质。但对一种难以捉摸的、独一无二的存在之轻盈的喜好，并没有阻止他们以所谓的blazon（夸耀），即通过对一个完美整体的各个部分进行描述性枚举的形式获得快乐。

莎士比亚画像。
到16世纪晚期，这种枚举游戏变得如此为人所熟知和陈旧，以至于雄心勃勃的艺术家们常常会与之保持距离。虽然莎士比亚偶尔会沉溺于华丽的辞藻，但他很大程度上讽刺了列清单的修辞手段。当然，对于一个预料会有许多不同的演员来扮演自己剧本中角色的剧作家来说，省略人物细节上的描写是有道理的，即使是理想化的那种描写。同时，这位十四行诗作者也有自己的社会动机，那就是令人们难以识别出他的恋人。但除了专业技巧的因素，在他笔下对美的赞颂中还有一种更普遍的对特性的厌恶。《爱的徒劳》中的公主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