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极不正义：如何变成一个坏公民(8)

我们也不应忽视群体性暴怒的政治代价。
乔托的肖像画告诉我们，在受害者而非某些冷漠的观察家眼中，不正义是何种模样。他笔下的不正义是一个公共祸害，是对所有人的粗暴威胁，之所以如此，不仅是因为他的所作所为，他的不闻不问同样是原因所在，他不把别人的命运、自己的行为对他们的影响放在心上。他最著名的形象是他人羞辱行为的消极旁观者。在乔托的画中，不正义的道德心理学得到了淋漓尽致地展现。它告诉我们，不正义的公共人物到底是何种模样，它对这类人物的描绘远比常规正义模式完善，因为它传达出了一种未曾衰减的不正义感。无论是正义理论还是不正义理论，如果不能将这种主观的不正义感，将促使我们发出复仇怒号的感受纳入进来，就都算不上完善。然而，正是法律机构的存在促使我们意识到了发生在自己身边的诸多不正义。官方正义( official justice)有一种内在的悖论。
它执行得越好，公众的不正义意识就会越强，而对有效报复(effective revenge)和更多法律服务的要求也随之上升了。在这场政治赛跑中，司法机构永远赢不了。
在怀疑主义观察者眼中，下面这点似乎显而易见：由于对自己的认知能力很自得，常规模式忽视了赋予不正义以力量的非理性、贪心、恐惧、冷漠、攻击性和不平等。我们坚守的常规正义模式不太会去研究不正义或其受害者的特质。它并未告诉我们关于不正义及其受害者的、我们所应知道的每一件事。事实上，常规模式的目标恰恰是防止自己这样做。和正义本身一样，正义理论的伦理目标限制了它的知识范围。它们都在努力践行法律理性、非个人性、公平性和无偏私性等要求。在这种情况下，刚正不阿(probity)便意味着压制思考。这是它应该做的。司法思维模式(judicial mind-set)只盯着和它的社会目标有关的现象，不会去关注我们所应了解的关于不幸和不正义的一切。
不过，(与司法思维模式相比)政治理论的任务相当不同，所受的束缚也更少。政治理论能够且应该提出关于不正义的一切可能问题，无论是作为个人特征的不正义，还是作为人际关系或政治现象的不正义。最重要的是，政治理论不能回避不正义感，无论是私人的还是公众的不正义感，这种感受都是我们的社会经验和个人经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且它还在民主理论与实践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政治理论很适合用来探究这一问题：如何将不正义与不幸区分开来。这样一种探究注定会引发困惑，而非解决困惑，但从一种怀疑主义观点来看，这不算什么缺点。